部分铜从日本进口，以后由于日本铜产量下降，进口日铜也随之减少。雍正时，进口铜的不足部分，采办国内滇铜补充。到了乾隆年间，滇铜逐渐代替了大部分进口铜。当时，滇铜一般是官运官销，也有招募商人采买的。但洋铜进口则主要是由政府招募商人，越洋到日本采买。康熙三十八年，“以芜湖、浒墅、湖口、淮安、北新、扬州六关应办宝泉，宝源二局额铜，改交内务府商人承办。”〔3 〕五十二年，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处所办之铜，“交与内务府商人等承办。”同时两准、河东、广东、福建及闽海关盐差增铜，也“交内务府商人照定限全交。”两年后，采买铜由户部及钱法衙门专理，“停内务府商人采办。”到雍正年间，又恢复内务府商人办铜。〔4 〕所谓内务府商人，就是由内务府招募的商人。康熙三十八年以前，“十四关差所办铜斤，原系监督随时招商采买”。以后，政府又将荆州、凤阳、太平桥、龙江、西新、南新、赣关等常关和长芦、山东、两浙、福建、广东等地盐课应办额铜，招募商人承办。〔5〕乾隆元年，江南、 浙闽等省用铜，令各海关“招商承办”。〔6〕至嘉庆二年，改由“长芦官商承办直隶、江苏、浙江、江西、湖北、陕西六省洋铜”。〔7〕此外，乾隆十三年，山西“招商”分别从汉口和苏州采买铜斤。〔8 〕除了内务府、户部招募商人之外，政府也令各常关监督、各海关和省级政府招募商人办铜。这些商人买铜，一般由政府给与资本，规定运铜数量，运回铜斤，官方按规定价格全部收买。
乾隆年间，由于日本产铜减少，商人预先领币购铜多不足额，积欠款项甚多。于是，政府又招募了自备资本的商人，与原招募领公款作资本的商人共同出洋买铜，“令江浙督抚招商办铜，如有情愿自捐资本出洋买铜者，许其呈明该管官，听其出洋采买，俟各商回日，官为收买，以供鼓铸。”“如在京有家道殷实之商，愿赴洋买铜者，取具保结赴部具呈，由部奏明给予执照”，准许采买。〔9〕所不同的是， 对这些商人的管理采用总商制。乾隆二十年，政府规定江浙采买洋铜的商额，以自携资本的商人杨裕和等十二人为额商，其他愿办铜的商人，“悉附十二额商名下，如引盐散商附入甲商之例。”〔10〕额商实际上就是总商。关于总商的职责文献中没有详细记载。这些自备本金的商人采买的铜，官方按规定价格收买十分之六，剩余十分之四由商人按市价自行出售。而且，由于内务府商人自愿贬价交官铜，所以官方的收购价格也比领本商人运铜的价格低，〔11〕以此来保证洋铜的采运。
铸钱的另一原料铅，一部分也由户部招募商人承办。康熙二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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