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是应国家需要而产生的，又直接为国家经济服务，所以，没有独立的经营权，一方面既享受国家给与的经营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又受到政府的严格管理和控制。官商享受优惠政策表现在多方面，其一有免税特权。茶商自卖的茶叶不纳税。乾隆九年规定，铜商办铜“经过各关免其纳税，每年额办之外，如有多余，听其自行贩卖。”〔53〕

    其二，从官商的实际利益上讲，他们可以从国家提供的低息贷款中得到好处。官商办铜都是“预领价银”，“每因限期宽裕，将本年所领币项，营运射利，新旧挪移”，从中取利。〔54〕康熙时期，国家多次下拨款项借给盐商，四十二年，借给两淮众盐商周转资金一百万两；四十三年，又借给长芦盐商张霖、查日昌等八人周转资金七十万两。〔55〕雍正时开始由盐商付利息，“当领本之初，虽或不无折扣， 而尚有现领之银可资周转。且完息仅止一分，不觉其为累也。”〔56〕一般来说，借给盐商的利息是不高的，这从盐商们把国家发放的帑银视为重要财源就可以说明，重息并非重过于赢的利润，否则盐商就不会视为财源，而视为累商了。作为商人只要赢利大于借款的利息，就有利可图，若反之，商人是不会贷款的。如正有人指出的：“内务府的币银利息大大低于当时社会上的高利贷，其出借条件并非苛刻，还有展限，恩免之说。币银带有扶植盐商含义这一点就是毫无意［？疑］义的了。”〔57〕有人引用一条史料，即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四年为止，共借给帑利银六十万两，俾作运本，庶该商等赀本充足，得以转运。”据该商等禀称，“将来缴还所借银六十万两外，情愿再加利银六十万两，共缴银一百二十万两”〔58〕，来说明借给盐商的款项利息重，而引文表明的恰恰是盐商“情愿再加利银”，显然这是盐商的报效而不是借款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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