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图，官员是“图其馈遗谢仪”，商人则“希图往来交结”，不惜重金铺路。逢年过节，致送礼物，自然在所不免；投辖馈遗，延纳馆餐，更属司空见惯。官员上任有贽见之礼，官员离任又有程仪致送，如巴宁阿离任，徽州盐商就致送程仪三万两。所有这些，都要耗费徽商可观的资本，从而对徽商资本的积累带来严重的影响。我们常常看到，在与官员的交往中，一些徽商往往表现出少有的慷慨、大方，其实这是以一掷千金的豪举掩盖自己的自卑心理。如明婺源商李贤由于“一日而挥千金无吝容，且乐与贤大夫亲，故随所在吴大夫咸愿与之游。”［（６０）］可想而知，这样的商人就难以积聚巨量的资本，更难以向产业发展。
即使是正义之举，在那黑暗的官场中，没有大量金钱开道，也是处处碰壁。歙商江南能因九江关蠹吏李光宇多方勒索，毅然叩阙控告，尽管最终使奸蠹伏诛，但“公缘此案，费用不赀，家业亦渐中落，乃退守田园，琴书自适，优游以终。”［（６１）］一个“致赀累万”，很有发展前途的商人就这样退出商场，从此消声匿迹。象这类商人恐怕还不在少数。
第二、徽商与封建*势力的结合，加强了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剥削。由于徽商与封建*势力结成非常密切的关系，成为封建性的商帮，所以一旦徽商的利益与消费者和生产者利益发生冲突时，封建*势力总是站在徽商一边，维护徽商的利益。如前述闽盐阑入江西，使两淮盐商（主要是徽商）的高额垄断利润受到侵害时，封建统治者宁可让江西的广大消费者忍受昂贵的淮盐价格，也不让他们舍远求近，徙贵就贱，从而加强了对消费者的剥削。又如清代徽商在苏州建立了不少布商字号，他们收购大量棉布经染踹加工后运销各地，在当地雇有很多踹匠，而徽商给予他们的工银是很少的。康熙九年六月，由于年荒米贵，雇工窦桂甫串联踹匠罢工，要求增加工银。徽商于是与地方绅士联合向官府控告，官府为了维护徽商的利益，将窦桂甫从宽决杖，驱逐出境，并为此饬谕徽商布店、踹匠等人知悉：“嗣后一切踹工人等，应听作头稽查，作头应听商家约束，倘有来历不明之徒及恃强生事者，即行摈斥。至于踹布工价，照旧例每匹纹银一分一厘，两不相亏，店家无容短少，工匠不许多勒。”［（６２）］看似官府不偏不倚，实际上是维护了徽商的利益，镇压了踹布工匠的反抗斗争。正因为这道饬谕对徽商有利，故徽商程益高等２１家棉布字号联合将此饬谕刻石勒碑，以为自己的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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