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会馆之外，移民社会中还产生出各种类型的地方帮会。这些帮会的意义介于会馆与行会之间，即它将同乡与同行这两条人际关系纽带交织在一起，把移民的乡土情感和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因此，帮会更能反映出上海既是商人社会又是移民社会的双态性特点。随着移民人数的增长和通商贸易的扩大，在上海的各行各业中几乎都可以看到帮会文化现象，以至于对大多数移民来说如果没有某种帮会背景，便很难在上海寻到职业并正常生活下去。清末上海的地方帮会群体多到难以计数。据不完全统计，仅宁波人组织的帮会便有23个（《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300页。）。

　　“会馆文化”与“帮会文化”在上海城市文化中的突出意义，说明来上海的移民在由本体文化构筑的心态结构发生变异、失去平衡后，一方面开始了对新的亚文化系统的认同与肯定，一方面却以特殊的形式对本体文化加以重新认同。心态结构中亚文化系统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本体文化意识的泯灭，它只是退居次要地位而已。对本体文化的执着的爱，是人们出于本能的只能压抑不能消除的潜心态。而会馆、帮会不过是移民乡土感情发泄的一个喷射口，一种潜心态的外在形式。所以，把上海这个移民社会视为多元文化的汇聚地，应包含两层意义：它既是文化的熔炉，造成多元文化的渗透与吸收；也是文化的拼盘，造成多元文化的重建与并存。正是一元的本体文化系统与多元的亚文化系统的通融与聚合，使上海人波动的、倾斜的心态结构有可能达到新的平衡。

　　（七）贸易的流通导致了人群的移动、文化的移动。但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移动除了有人体空间位移的意义外，还有心态时间位移的含义。也就是说，在当时，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移民的本体文化与近代上海的城市文化都有空间和时间两重差异的意义。因此，当人们从各地同上海移动时，当各种人群在上海频繁互动的时候，他们不仅是在进行不同区域、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而且是在进行不同时代的文化交流。在心态发生变异的不稳定状态下，移民们在上海受到了近代西方文明的影响，这自然会促使他们的心态由封建性的本体文化向已带有许多资本主义色彩的亚文化方向游移。因此，心态变异过程的实质是人的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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