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的地区之一。在这种交流中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1.西方人不仅将他们的文化带到上海，而且，他们也在上海研究中国文化。早在1857年，上海租界中就成立了一个“亚洲文会”，该会“对于中国之言语、风俗、伦理、历史，均有深切之研究。其所设博物馆，收藏极富，而其图书室内，尤多关于东方著名图书”（岑德彰编：《上海租界史略》，第113页。）。该协会还每年出版一期会刊。本世纪初，一位名叫福德弗尔奇的德国博士曾将王充与柏拉图的思想和著作加以比较研究，写成一篇学术论文，发表在上海亚洲文会的杂志上（《东方杂志》第五年第九期，“杂俎”。）。这说明，上海也是西方学者研究东方文化的一个基地。2.上海人很早便触及到学习西方问题的一些重要方面。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上海的报刊就介绍过近代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和议会*制度，介绍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并对学习西方的军事、科技、经济、*、文化等方面展开过讨论。人们还把学习西方与中国的国民性改造联系起来。《申报》曾在一篇时论中呼吁：“今亚欧大通，欧洲之俗尚武，则中国文弱之俗当变也；欧洲之俗尚公，则中国自私自利之俗当变也；欧洲之俗尚改革，则中国好静不好动之俗当变也。风俗既变，无功不可就，无事不可成。”（转引《东方杂志》第四年第三期。）上海人的思想发展脉络说明，开放性、流动性的社会氛围使上海人有可能在接受、传播西学方面走在内地之前。
（五）汇聚了一批商业精英，造成高层次商业竞争氛围。清末上海通商贸易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移民的大规模进行使上海集中了当时全国各地的一批经商能人，特别是江南和东南沿海的商业精英。各路商业劲旅在一处施展其本领，必然引起激烈的竞争，这便无形中大大提高了上海商业经营素质。因此，清末上海出现了一批中国一流的资本家。例如浙江镇海方家，在上海经营几十年后，成为钱庄行业的巨头，在上海、汉口、杭州、宁波开设了42家钱庄，还经营了许多商业业务，成为一个大财团（《上海钱庄史料》，第730—732页。）。
（六）会馆、帮会文化的发达和移民对本体文化的重新认同。移民们背井离乡来到上海，在文化情感上做了巨大牺牲。为了谋生，他们不得不使自己的本体文化意识一直处于被压抑的状态。为了得到某种情感上的补偿，各地移民纷纷在上海建立起同乡会馆，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本体文化形态：会馆文化。会馆文化是移民力图保持与本体文化联系的一种努力。据统计，清末上海共有39个地区的会馆（根据《上海研究资料》续集、《〈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等书汇总。）。这些会馆的主要功能是联乡梓，固乡谊，相互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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