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篇时评中写道：“今观于沪上之人，其风气之坏□何如哉？无论其为官为商为士为民，但得稍有赢余，即莫不竞以衣服炫耀为务，即下至倡优隶卒，就其外貌观之，俨然旺族之家。”（《中报》，1880年3月30日。）《申报》在另一篇短评中也写道：“今之被锦绣而乘车马、□粱肉而衔珍奇者，皆家无担石储者也。至于冠婚丧祭，其素半者既动费不资，其素歉者亦耻居人后，……见有高车辆马美食鲜衣之客人皆敬羡，即日事借贷亦常能应之。若布衣粗食徒步独行之人，虽品行端方文章华美，人亦望望然去之矣。”（《中报》，1876年5月22日。）当时在许多内地人眼中，上海成了民风浇漓、人心不古之地。但这正说明近代商业社会特有的那种倡导高消费的社会心理模态已在上海发生了效应。早在同治末年，就有人公开在上海报纸上论证奢侈“实利国之奥妙”。他们认为：“一国必须有流通财物之法，使银钱不全积于守财奴之手。其法安在？奢侈之习即其法也。……惟奢侈之人爱求精巧之物，是以鼓励皆精巧，又为分财与人之道也。且技艺既精，而广行贸易亦随于其后。贸易广行，农人皆有所利，卖其土产，是一国皆臻于富矣。”（《中报》，1874年12月1日。）可见，清末上海人的消费心理和生活方式，正日益远离传统农业社会的崇俭观念模式。崇奢与崇俭的心理反差，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清末上海人与内地人之间，已存在着心态发展的时代差了。
通商贸易的发展还加速了上海的都市化进程。这首先表现为上海人口的异质性迅速增大，成为当时全国人口异质性最大的地区。其结果是人们由于经济地位、行业分工和文化背景不同而拉开了感情的距离，居住距离不再是居民间感情距离的决定因素，行业集团、利益集团、移民集团在感情距离中的意义上升了，加重了。非人情味的、暂时的契约性合作、交换性合作和利益性合作等具有近代商业社会特征的人际互动关系，成为上海人日常生活中日益重要的基本关系。所以，一方面上海人的社交能力在不断扩大，一方面东方传统的人情味却越来越少了。
上海都市化的进程还表现为上海人社会互动量的增加。通商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活动，它只有靠社会成员之间频繁的社会互动才能完成。在清末上海，不仅出现了许多专门从事社会互动的职业，如买办、掮客、跑街、报关等等，一般市民的社会互动量也在不断增大。这一点可以从当时上海市内交通的发展情况中得到印证。因为交通的发展与社会互动的频率是成正比的。1908年，公共租界人力车执照数为98071张，法租界所发执照为58761张（《上海商情论》（海关报告），《东方杂志》第六年第九期。）。根据当时租界中的人口推算，公共租界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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