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5人就有一部人力车，法租界平均2人就有一部。可见，清末上海人乘坐人力车的次数已非常之多。再看电车，1909年公共租界内的电车每日载客3万人次（《上海商情论》（海关报告），《东方杂志》第六年第九期。），到1911年又增加到每日载客76000多人次（《〈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169、217页、228页、122－137页、153页。）。由于上海是一个五方杂处，人口异质性很大的城市，所以人的移动带有文化移动的意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频频互动，为各种文化的交流与渗透造成很多机会，它必然大大增强上海人的文化适应能力和吸收能力。同时，社会互动量的增大，说明上海人生活的社会化、都市化程度已很高。
上海在形成商人社会的同时，也成了中国近代通俗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这是很合乎逻辑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商人是四民之末，被视为市井小民之辈。他们虽有发财致富、捐买官爵的可能，但大部分人因受教育少，社会地位低下，被排斥在士大夫群体之外，这就决定了他们对士大夫们的高雅文化的隔膜和对通俗文化的偏好。清末上海的戏剧便是一例。当时的戏院多称为茶园，市民们一边听戏取乐，一边品茶聊天，很能反映出当时通俗文化的特点。同治年间，上海仅租界内就有这类茶园30余处（《上海研究资料》，第559页。）。上海通俗文化的发达还突出表现在出版物上。据统计，1896年至1911年上海先后出版过32种中文报纸和46种中文杂志（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第二年第三期。），为全国之冠。当时上海还出版过10多种专供市民消闲娱乐的小报，这些报纸文笔花哨，取材浅俗，形式不拘，有浓厚的市民性特点，“使农工商贾妇人竖子皆得观之”。上海还是清末中国白话小说的大本营。四大小说期刊《小说林》、《月月小说》、《绣像小说》、《新小说》都是在上海创刊或以上海为发行地的。当时著名的社会小说家李伯元、曾朴、吴趼人等也都是在上海写出他们的小说名篇的。曾为士大夫所鄙弃的这些通俗文化形式，在上海却很受欢迎，很有市场，这不能不归于清末上海的商人社会的特点。应该指出的是，在清末开民智思潮影响下的通俗文化的崛起，与西学传播一样，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新潮流，它也是中国近代商人——资产阶级力量壮大在文化上的必然反映。
二、移民社会的形成及其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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