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倾轧等各种手段不断出现。清末上海的钱庄发展很快,“钱庄
开设既多,遂致互相倾轧,互相抢夺”。一些皮包商人“买空卖空,欲求无本之利,情近*,势同垄断”。许多商人靠做地皮生意发财,对他们来说,“只要能借到钱,就能获得暴利,投机是当时的座右铭”(霍塞:《出卖的上海滩》,第41页。)。
(三)讲求实惠,注重效益,已成为人们的思维习惯。上海商人将沿海人的勇为气质和江南人的精明本领汇聚一身,他们由于资本有限,一般不堪亏折,而经商活动总是潜伏着各种危险,因此,他们养成了精打细算,讲求实惠的思维习惯。一位住在上海的法国神父曾对上海人工于心计、经营有方的本领大为惊叹:“非经亲自考察的人们几乎不能相信资金在上海会运转得这样快;以若干小商店来说,他们的资金只近一万法郎,而每日的营业额能做到一千甚至两千法郎之多。”(史式■:《江南传教史》第二卷,第74页。)外商对来沪经商的宁波人的精明能干也很赞赏:“每天从宁波和上海都有两艘轮船对开,当地商人搭船只需花一元五角,来回一趟只花三元。他除了在上海有点小费用以外,没有什么别的开支。这样他就能把他所付出去的佣金节省回来。……火轮行船的速度和航期的准确很快就会使那富有诗意的格言‘时间就是金钱’,慢慢地在华语中扎下根。”(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第142—143、144页。)通商贸易的发展还把每一个成功的商人培养成为赶时髦的专家,激发了他们的趋新意识。商人为了赢利,总是通过花样翻新来不断刺激人们的消费口味,打开商品销路。
在这方面,上海的商人具有双重功能:一是注视国际市场,适应、追赶国际消费潮流;
一是开拓国内市场,领导国内消费潮流。商业养成了上海人趋新和赶时髦的心态特征,他们已习惯于生活中经常有所变化,有所更新。
在19世纪后期,上海十里洋场便被人称为“销金窟”。掠夺性的通商贸易,使一些西方投机商人在上海大发横财,少数中国买办、商人、掮客也成了暴发户,他们终日过着挥金如土、奢侈豪华的生活。这种来自商业社会上层的奢华之风,在上海滩越刮越猛。1880年3月30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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