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馆和他们的特殊的风俗习惯、日用百物。”（爱狄密勒：《上海——冒险家的乐园》，第23页。）“街道上满是一群群的人，其中有犹太人教徒、异教徒和基督徒、佛教徒和拜火教徒，中国人和欧洲人。”（《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583页。）各方移民将自己的文化规范带来上海，强使居住在这里的人必须具备较强的文化适应能力。随着岁月的推移和社会互动的频仍发生，新一代上海人对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各种文化现象，由少见多怪逐渐发展为多见不怪、怪而不避了。有意味的是，列强们一直用西方近代文明的模式来构筑和管理租界，而租界中95％以上的居民是中国人。谋生、发财的欲望已经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文化上的宽容心理，也正是社会心理中的宽容因素使上海租界的居民国际化了，使租界中的社区文化国际化了。在当时的外滩、大马路和棋盘街一带，你可以看见各种风格的建筑物相安无事地并立在一起，咖啡馆、酒吧间、粤菜馆、京菜馆、徽菜馆、扬州菜馆、川菜馆等等在一个很有限的街区范围争奇斗胜，各显风光。这种景观十分典型地反映了清末上海文化的风貌特征。
（三）使上海人的思维空间不断扩大。通商和移民都使上海成为开放和流动性极大的社会，使上海与外界的信息交流与反馈能力大大增强。据1910年的统计，上海共有71个民信局，它们与全国142个城市互递邮件（《〈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169、217页、228页、122－137页、153页。）。1900年上海邮局收发的邮件为100万件，1910年猛增到2300万件（《〈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169、217页、228页、122－137页、153页。）。1870年海底电报线接通之后，上海与世界各地的信息流通能力大大增强了。
通讯事业的发展，促进了近代大众传播媒介——新闻报刊业的发展。清末上海人是中国最多最快了解国内外各种信息的人群。《申报》在1872年创刊后就经常报道日本当时推行新政的新闻消息。1873年由江南制造局编译出版的周刊《西国近事汇编》，是根据当时欧美一些主要报刊的消息摘译而成的，消息内容广泛，刊载也很迅捷。加上上海出版的各种西学书籍，来自东西方各国的艺术表演和体育竞技活动等，都吸引、影响了好奇的上海人，使他们的谈话空间和思维空间自然就比内地人要开阔得多。
（四）上海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由于拥有几十万人口的上海租界长期保持着华洋杂居的局面，这使上海成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开展得较早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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