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来沪的移民以商人为骨干。首先是广东的一些买办、洋货商、鸦片贩子随着外国洋行的大班们来到上海，使广东帮在上海开埠初期成为一股很大的势力。接踵而来的有浙江宁绍、江苏苏州等地区的商人及安徽徽商、山西票号商人等。在清末上海钱庄中，已有宁波、苏州、镇扬、广东、上海、松江、浙江南浔、安徽、潮州等（《上海钱庄史料》，第769页。）。上海百货商号中也有北帮、广帮、南洋帮、厦门帮、汕头帮、温台帮、宁波帮、汉口帮、长沙帮、西南帮等众多的帮系（《上海钱庄史料》，第481页。）。

　　自然灾害和农民起义的爆发也造成各地大量人口涌入上海。例如太平天国时期，上海租界人口曾一度猛增到50万左右，但起义失败后，上海租界人口又骤然减少到12万。

　　五方杂处，客籍多于土著的移民社会特点，对清末上海人的社会心态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

　　（一）它使许多上海人的心态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变异之中。人口流动必然会造成移民对原有的认识系统——本体文化意识的变异，使他们的心态处于游移的状态中。移民的心态变异是同时进行的两个过程：首先是对本体文化意识的压抑和淡化。一个广东人到了上海、其粤语的使用范围便大大减小，一个山西人到了上海，就多少需要改变一下饮食习惯。这一过程使移民原来的心态结构逐渐失去平衡；其次是对新的亚文化系统（即近代上海的城市文化和其它非本体文化系统）的认同与肯定。认同的过程就是学习、适应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移民对失去平衡的心态结构不断进行调整，使以本体文化意识为核心的心态结构逐步转为以新的亚文化意识为核心，并达到新的心态平衡。移民们只有最终完成了这两个心态变异过程，才可能在上海长期定居下去。

　　（二）造成多元文化的渗透与并存。人是文化的主体，人的移动便是文化的移动。移民的集结使清末上海城区住着来自全国十几个省份和世界几十个国家的移民和侨民，成为一个真正的多元文化的汇聚地。正如有人描绘的那样：“上海真是一个万花筒。……只要是人，这里无不应有尽有，而且还要进一步，这里有的不单是各种各色的人，同时还有这各种各样的人所构成的各式各样的区域、商店、总会、客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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