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绅士集团转型事实上扮演了新旧社会转换的中介。中国社会是在缺乏必要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思想文化准备的条件下，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迈向近代社会的。因而，一个传统的封建社会在向近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就需要有相应的社会阶级力量来“承接”这两种不同社会新旧转轨的联系，只有借助这种“承接”中介，才能完成新旧社会的转换。1840年以后，中国进入了近代世界，这种新旧社会转变一个必要的中转环节，需要没有产生出近代意义的新的阶级力量，新的思想文化代表力量。因而，适逢其时而又得天独厚的绅士集团首先向“绅商”转型，继而又转向“中等社会”，扮演了这种新旧社会过渡的中介力量。这种“中介”作用是中国近代社会过渡性质的明显特征．随着新的阶级力量的成熟，新的思想文化载体力量的成长，“绅士集团”转型期的“中介”使命便宣告完结了。这从清末谘议局议员和民初国会议员的成份中可以得到说明：在清末谘议局议员、资政院议员中绅士居于绝对的多数。谘议局中绅士议员占90．9％以上，各省议长21名，绅士占到20名（李守礼《清末谘议局》《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一十六编。）。所以人称“谘议局的人，不是翰林进士，就是举人秀才”（蔡奇殴《鄂州血史》第133页。）。而到了民初，情况则大不相同，在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中，绅士仅占到34．4％，新式知识分子占居绝对的多数（张玉法《民国初年的国会》第32、36页，书目文献出版社。）。

　　绅士集团的转型正是其适应社会近代化，并扮演新旧社会转换“中介”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运动过程．民国以后，不仅新的资本家集团早已取代了早期的“绅商”力量，而且新生的近代知识分子也开始取代“绅士”的力量与社会角色．因而，伴随着绅士集团转型的完成、也就是其充当新旧社会转换“中介”使命的完成．从此，从社会阶级关系上，近代中国社会完成了其转化过程．以前为人称道的“士读于庐、农耕于野、工居于肆、商贩于市”的社会阶级结构的生活画面，就失去了现实的意趣而被定格有历史的回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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