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集团的转型过程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是互为促进的，“转型”过程实际就是告别传统，走向新生的转折过程。绅士集团的转型对于近代社会的影响力至少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促进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流动”。社会流动是指人们的职业和社会地位不断变动的社会现象。它既是社会职业结构变化的表现，也是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量变过程。社会流动作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不仅是与阶级相关的一个变项，而且也是社会制度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一个社会的开放与封闭程度，常常可以通过社会流动状况加以说明。在封建社会中，森严闭封的等级制度，严重阻碍着社会流动，要求“士农工商”，“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迁焉”（《史记·管晏列传》。）。形成了“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论居官经商》，1883年1月5日《申报》。）的基本格局。绅士集团的转型打破了社会各阶层奋力流向绅士的单一的社会垂直流动局面，形成了绅士与商人，与自由职业、知识分子、官僚、兵士之间相互交叉渗透的复合社会流动．这就使近代社会流动更加普遍化、频繁化、多样化，社会流动的流向不再局限于绅士集团，而形成多向流动，社会流动形式也不再局限于上升性垂直流动，而形成上下交错、平行互移的多形式流动。近代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身份等级关系的松弛和社会流动的加强。伴随绅士集团转型形成的社会流动的强化过程，实质上也就是中国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化的过程。

　　其次，导致了等级身份关系体系的破裂。封建社会关系是等级森严、尊卑分明的身份社会。在这种等级身份体系中，即使是“士农工商”四民之分，也是“礼制分明”“尊卑有别”。“士为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成为千古不易之理。但是，在近代社会中，由于商品经济的强大冲击力，绅与商处于四民两个极端的阶层，挣脱了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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