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绅士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竟与绅士向商人的转型过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即仍然出现“顺向”和“逆向”二种渗透。不仅仅是绅士以“功名”优势首先获得了“新学”教育权利，由旧学趋于新学，转向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而且也有先获得“新学资格”，然后再博取科举功名者。宣统年间所举行的各种“特科”功名，就是适应这种“逆向渗透”产生的。许多毕业于新学堂的知识分子，由此获得了那种“翎顶辉煌”的举人、进士、贡生等头衔“功名”，满足了新式知识分子对传统绅士地位倾慕的回归心理（参见民国《德清县志》卷六，第20页。）。

　　虽然如此，1日时的那种“士农工商”等级分明，秩序井然的生活模式已不复存在了。绅士作为“四民之首”的社会集团，其内在的凝聚力已松懈了。绅与商的交错对流与转化，绅士与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化与对流，使得绅士已不再能成为一个有明确界限的社会集团力量。因而，清末人们创造了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来标示这一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事实，即“中等社会”具有不确定的，多层次的意义，它是包含了绅士成分、商人成分、知识界在内的混合体．毫无疑问，这是近代绅士集团转型历史过程的观念表现。

　　三

　　一个社会集团的转型，决不是偶然的社会历史现象，它是社会集团本身“不稳定因素”与社会生活条件剧烈变动因素相吻合的结果。绅士集团在封建社会中处于官民之间，是官与民发生关系的中介，具有举足轻重的社会作用，所谓“绅既借官势以欺民，官也靠绅力以施治，民既靠绅势以行事，绅也恃民力以拒官”，“绅士集团具有维持封建社会有序结构和社会平衡的功能”（见拙著《论近代社会中的绅士集团》，《史学月刊》1989．1。）。但是。绅士们的理想抱负不是屈居乡里，而是要求“出仕”做官。然而，在清末，全国绅士的总量与政府机构官职容量之比十分悬殊。据计，清末全国绅士人数约有145万，政府官职及头衔仅容纳15万，闲居乡里的绅士至少也有：130多万人（张仲礼：Chung-Li Chang．Chinese Gentry，P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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