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绅与商之间两个方面的渗透，使居于四民之两端显分尊卑的阶层处于一种历史汇合、交叉的运动过程，制约着整个社会结构发生明显变动．绅与商在新的社会经济基础上互相渗透，趋近，改变了固有的社会阶级布局，形成了一个新的，充满生机的社会集团力量。这一社会力量既不是传统的绅士，也不是新式资本家、商人，而是新旧时代更替中绅与商的结合体——“绅商”。亦绅亦商的“绅商”力量兼具新旧两个时代的因子或痕迹，它鲜明地映照出近代中国社会转折过渡的特征。

　　二

　　作为绅士集团转型的“绅商”的出现，无疑对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力量的发展有所推动，因为在新旧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转换过程中，须有一个“承转”的社会力量。由绅士转型而来的“绅商”力量大体担负了这一使命。但是，近代社会的变动是整体的剧变，在经济社会领域中的这种“转型”到底是极其有限的。因为近代社会的变动也要求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相应完成这种“新旧”转换；而且，除有力的绅士可以向“商”转化外，大多数中下层绅士是不可能群趋于“商”的。“绅商”只是部分绅士“转型”的结果。但是，“绅商”的出现终究是撕裂了传统“绅士”封闭的体系，在近代社会活动的巨变中，绅士们开始有了自己充分选择命运的余地，而不再“疲精死神”于举业。不仅仅是“商”的经济利益的诱惑，一切新兴的、切合社会生活的近代事业，对中下层绅士均有一种时代感召力。这在得风气之先的沿海城镇尤为明显，如浙江定海：

　　“于是风俗丕变，不重儒，应科试者少，士子多志在通晓英算，……。”（陈训正、马瀛等纂修《定海县志》第二册，第551页。）绅士们对新式学堂教育、外语、专业训练的兴趣比对科举功名更为浓厚，他们向往“新学”而厌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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