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学”（陈训正、马瀛等纂修《定海县志》第二册，第551页。）。所以，在光宣之际及民初，定海绅士的这种“转型”改变了传统社会的价值判断，由过去注重八股、科举转变为注重外语和在近代事业企业中任职。在温州地区，绅士也“对科举的向心力衰落”。受新学的影响，温州“绅士的转型颇倾向于由科举之士直接转变为受新式教育者”（李国祁《清季民初闽浙台地区社会结构与价值判断的变更》，《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二十八编。）。由传统绅士向近代知识分子或自由职业者的转变，是近代中国绅士集团的第二种转型。这种转型的社会性变动从戊戌维新时期开始，经过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的最后推动，到20世纪初年发展到“热点”。清末“绅士”们在社会变动的强大压力下，群趋于“新学”，新式高等、中等、师范学堂，一开始几乎全是绅士们独占鳌头的场所。浙江“求是书院”（浙江高等学堂）规定收取年二十以内举贡生员为基本学生（民国《杭州府志》卷十七页。），四川法政学堂特别设立“绅班”，选招“举贡生监二百四十名入堂”学习（《锡良遗稿》第一册，649页。）。
绅士们通过各种渠道，受到了“新学”濡染，成为近代社会中“新旧”思想文化因子兼备的社会力量。他们相对淡漠了“身份”地位，注重于社会生活的实际利益，相对冷落了“功名”声望，致力于社会职业的实际选择。因而，20世纪初年，绅士们的社会活动趋向更具有了时代特征：
1、绅士举办新式学堂蔚然成风。“科举停止以来，各省地方绅士热心教育，开会研究者，不乏其人”（《清学部奏酌拟教育会章程》，《东方杂志》第3卷，第9号。）。江苏绅士王同愈举办了四所学堂，安庆绅士方象堃设立了三所女医学堂，各种普通学堂，专业学堂，以及有关社会教育的“阅报所”“读书所”等，都成为绅士们热心向往的事业。
2、绅士走向了自由职业。20世纪初年，随着新的社会生活内容的发展，随着新学、新思想的传播，社会自由职业获得了初步发展。绅士们捷足先登，舍弃“功名”之虚饰而谋自由职业之实事。“自由职业”当时主要表现为新学堂教师、报刊记者、编辑等等。这些职业很多都为受到“新学”教育的绅士们获取。在1904年设立的“三江师范学堂”，就是选派了绅士“五十人分授修身、历史、伦理学、算学、体育各科”。（《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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