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崇奉对象的具体、可感，加上其居住的分散，使得他们信仰的偶像各一，具有多元的特点。比如义和团期间，农民们把各自熟悉的神或英雄，像关帝、杨业、岳飞、太白金星，甚至孙悟空、八戒等都作为自己的奉拜对象。当然，近代史上也出现过象太平天国时人们统一崇奉外来“上帝”的情况。这表面看来似乎起义的农民群众已在宗教观念上“弃旧图新”，有了某些新的变化。但只要深入到起义农民的思想深层，就不难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当时农民群众之所以通过统一的拜上帝联系起来、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国内阶级矛盾极度尖锐，农民濒于绝境。洪秀全、冯云山等人为发动起义，便把拜上帝的宗教活动与农民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以“共拜上帝”的宗教形式来组织和团结群众。而当时参加义军的群众，其着眼点却在于要摆脱封建压迫和剥削，并非真诚地信奉上帝，李秀成在《自述》中曾坦率地讲，当时拜上帝教的“俱是农夫之家，……各实因食而随，此真言也”（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81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二是拜上帝教与中国农村传统的乡土宗教也有许多明显的相似之处，如“劝善戒恶”的道德说教，以及“异梦”、“受命”、“转生”、“附体”等宗教风气，这些都易使农民接受。事实上，绝大多数参加太平军的农民只是接受了拜上帝教的某些宗教仪式，而对其教义并不理解。1854年访问过南京的外国牧师卑治文在谈到太平天国的宗教时说：“他们的宗教思想极不完备。虽然他们公开宣称‘只有一位真神上帝’，可是关于《圣经》的启示，圣父和圣子的同等，以及属于新教徒派的基督教徒一般所接受的教义，虽然在《圣经》上有着明确的启示，可是他们都忽视不顾。是的，他们在某些信条中也涉及这些教义，可是这些信条是借用来的，他们并不明白其中的真正含义”（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1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拜上帝的太平军将士如此，而未参加起义军的普通农民则是各信其教、各奉其神。当时北方农民，特别是北方原有各民间教门的民众还对太平军的“上帝”一神说教甚至反感，以致于在太平军北伐时未能积极配合。到义和团运动时，“上帝”便被广大农民群众视为了十恶不赦的“洋魔”。可见，农民的宗教观念并没有多大改变。当然，上述史实也说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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