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观念，严重影响着他们对客观事物判断的正确性。李大钊对此曾评论说：“落后的农业经济反映而成一种农民的狭隘的村落主义、乡土主义，这村落主义、乡土主义可以把农民运动分裂，可以易受军阀土豪的利用，以致农民阶级自相残害。”（《李大钊选集》第568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因此，近代的革命者们都非常重视作农民的思想工作，以便使农民们“明了其阶级地位，把他们的乡土观念渐渐发展而显出阶级的觉悟，知道农民的团结应该是扩大的而不应该是狭隘的，应该是联合面不应该是一村落或一县邑的分立的，甚至于自相冲突的”（《李大钊选集》第568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在近代农民的思维方式中，其神秘主义色彩同样相当严重。
鸦片战争后，虽然西方的自然科学传入，但农村仍旧闭塞落后，农民不仅生产和生活能力非常有限，而且遇到的各种灾难比任何时候都多。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传统的宗教迷信不但不会抛弃，反而对自然的“恩赐”和神灵的庇护寄予了更大的希望。故而，他们的宗教迷信观念极强，特别是对破坏地方风水迷信、乡土神庙之事非常反感。洋务运动中不少地方都发生过因破土修路、建厂开矿与农村的风水迷信冲突的事件。1883年，孙中山自檀香山回到家乡，也因毁坏村庙中的偶像而为当地绅民所不容，被迫离乡赴香港。大革命时期，广东、湖南有的农村打过菩萨，但同样遭到农民的强烈反对，引起农村骚乱。为此，当时我们党负责农民运动的同志就非常注意工作方法，不随便简单地捣毁神庙和破除迷信。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3页。）1926年9月，党还作出决议：“乡村中的迷信及宗族伦理道德关系，不可积极的反对，应该有方法、有步骤的去提高乡村文化程度、有时为使自己生活农民化，冀求容易接近农民，且有暂时附和群众迷信形式之必要，以取得新的工作发展。”（《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71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这显然是合乎当时国情的。
由于农民习惯接受具体的、经验的东西，因而，他们崇奉宗教迷信的对象也多属于人格化和世俗化了的神明，或具体可见的实物。在农民看来，被崇拜的偶象越具体，越靠近自己，自己也才最能受到神灵所庇佑。故旧中国农村中，乡土神、风水神最为普遍。据调查，近代农村差不多每一个村子里都“设有神庙，奉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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