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旨”二字。就是在辛亥四川保路风潮中,人民群众主要反对的还是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以及与之有直接关系的邮传部盛宣怀等卖国官吏。他们当时还到处供设着光绪皇帝的万岁牌,尽管这是由于立宪派人诱导而成,但的确也“适合于当时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吴玉章文集》下卷,第1021页—1022页。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辛亥革命后,民国建成。但在农村中,农民只是觉得人们头上少了个辫子。偏僻地区的农民甚至对于皇帝下台还十分震惊和忧虑,认为国家还得有一个皇帝的好。直到民国十多年后,广东南路一些县的乡间,还有不少农民在“称道清朝好处,并以民国以来战乱,都是因失掉了真命天子”,且盼着真命天子的出世(《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第55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中心的湖南乡下,通过大量的启发和教育工作,才始有部分农民读孙中山的遗嘱,但也只能把“自由”、“平等”、“三民主义”等名词“颇生硬的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上”(《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4页。)。
当然,也不是近代所有的农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意接受民主主义观念。如湖南的农民运动也曾在一个时期中给“湖南农村一个新的气象:民主主义的新气象”(《向导周报》第199期,1927年6月22日。)。但毕竟只是个别地区,而从整个近代农民这一群体上讲,其*思想中占主要的还是封建的权威观念。
中国近代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外国侵略者与西方事物的存在必然会在农民的思想中产生反响。在这方面,农民思维方式中的朴素直观、封闭守旧特点反映得更为明显。
太平天国革命时,当外国侵略者尚未与太平军公开对仗之前,作为农民的天国将领和士兵对列强各国及外国人既反映出一种封闭守旧的“天朝大国”的高傲心态,同时又表现出了他们朴素直观的“同教一家亲”的思想。
中国大门自被英国打开以后,割地、赔款等奇耻大辱虽接踵而来,但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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