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贫困，造成了农村文化的极度落后，农民的知识无法更新。孙中山先生在清末估计，当时整个中国社会里，“综人数而核之，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页。）到“五四”前后，有的乡村虽然成立起一些一二初等小学，但它们“也不过刚有一个形式”。李大钊感慨地说：那些“小学教师的知识，不晓得去现代延迟到几世纪呢！至于那阅书报的机关，更是绝无仅有。”农民“一天到晚，只是到田园里去，象牛马一般作他们的工；就是在吹风落雨，灯前月下的时候，有点闲暇，也没有他们开展知识修养精神的机会。”（《李大钊选集》第147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调查，广东海丰农民中，有百分之八十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彭湃文集》，第109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在这种状况下，农民的知识只可能是从祖辈传下来的，或者是从乡间戏文歌词中听来的。同时，农民所操语言又都属乡村土语，“若不是农村常住的人，虽是同一样语言的人，也怕不容易懂。若受了教育的人所说的话，他甚至完全不懂。”（《彭湃文集》，第109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因此，他们只能是“守着前人的传说，与长辈的教导”，保留其数千年来的旧习惯、旧观念（《东方杂志》第24卷16号，第37页。）。

　　由上可见，近代中国农村并没有突破传统的社会关系，绝大部分乡村的个体农业经济的性质、形态是“与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20页。）。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环境并未给他们提供多少新的思维客体，其思维空间仍然十分狭窄。同时，作为主体的思维方式的构成要素也没有发生质变。这一切便决定了近代农民思维方式也只能是停留在古代状态，不可能有较大的改变。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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