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课银一百两零八钱，原属鱼行经纪告承输纳，自奉迁移禁海，前饷无征”（注：《嘉庆新安县志》卷7。）。在茂名县高州和那黎两河泊所，自康熙元年迁移，无征鱼课米四十四石七斗，鱼课油料银二十两（注：《光绪茂名县志》卷3，外额征。）。其他商税客体因地而异。 如在海阳县，每年有“广济桥鱼虾果品小税”，“上莆都塘湖丝小税”，“龙溪都铺店额银”，“渡头庵谷饷额银”等项课银，共一千六百七十四两零八分六厘八毛，因“迁移界外无征”（注：《雍正海阳县志》卷4，杂税。）。在澄海县，史称：“杉饷银二十六两六钱七分，迁移无征”（注：《嘉庆澄海县志》卷14，杂税。）。类似这些课税，都因资料缺乏无法统计，如果统计出来，数字还是相当可观的。课税缺征，地方财政支出大过收入，仅兵饷一项支出“每年计费粮饷二百四十五万，本省起存地丁盐课杂税共计一百二十余万，尚需外省协济一百余万（注：清江日升撰：《台湾外纪》卷6，《王来任遗疏》。）。这样便造成地方财政困难。
五、“迁海”不仅给沿海居民带来灾难，也加重了界内居民的赋役负担。地方官府为了摆脱财政困难，不惜将缺征的课税，完全转嫁给界内之民负担。如盐课，康熙三年五月刑科给事中张维赤题称：“粤东沿海居民先奉上逾迁入内地，其无征盐课等银，行臣照数摊派于见在各场征解”，及摊派给各客商（注：清佚名撰：《盐法考》，手抄本，藏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卷16，广东。）。自然给见在灶户和客商加重负担，客商的负担势必转嫁给消费者，促进盐价更加昂贵，人民生活日益困难。同时，“迁海”不仅给沿海居民带来灾难，也加重了界内居民的赋役负担，譬如当时沿海居民被迁徙后所留下的徭役，如里甲、均平等，完全由界内之民分担。如在海丰县，史称：“海丰幅陨割其大半，以小半之民而供全邑之役，苦矣”（注：清蔡皇襄撰：《华衮手记》，抄本，第12页。）。至于在沿海边界筑墩台，所需人力物力，也完全是向界内人民征摊。如在番禺县，康熙“三年六月徙茭塘、沙湾沿海各乡居民，空其地为界外，筑石砺山巅为城，建墩台营房，县令彭襄派茭塘、沙湾两司挑人户捐银修筑，民至窘匮”（注：清蔡皇襄撰：《华衮手记》，抄本，第12页。）。在海丰县，康熙四年，定界之后，征民夫一二百人，开界沟以别内外。建筑“五里一墩，十里一台，俱派界内乡民，某乡作某台，某乡作某墩，每个费银一二百两。督工兵丁巡推，千把公礼饭食，鞭鞑乡民，苦无宁日，半年始成。而羊蹄岭一台，费更十倍，虽深山高远，亦应无计避征徭，此亘古末有之事，可比筑长城矣”（注：清蔡皇襄撰：《华衮手记》，抄本，第12页。）因此，王来任在请展界遗疏中说：“内立界之所筑墩台、树椿栅，每年每月又用人工土木修整，动用之资，不费公家丝粟，皆出之民力，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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