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浙江泞波 523.26 16 湖北武昌 394.53
资料来源: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甲表88。
据李伯重(2000)的估计,江南人口的城乡分布中,城镇人口1620年约为300万,1850年约为720万。同时,农村人口1620年约为1700万,1850年约为2880万。从1620~1850年,江南城镇人口增加420万,农村人口增加1180万。
笔者(1988)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世代居住于常州府武进县(今武进市)的庄氏家族,在历届修谱时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男性人丁原始的统计数:1580年32人,1723年1000余人,1805年1500余人,1856年1400余人。很明显,从雍正、嘉庆到咸丰年间,人口的绝对数量处于持续增加或稳定的状态。嘉庆十年(1805)人丁最旺。
根据以上的资料和研究,笔者认为,既然随着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清代江南城镇居民和广大农村农户的人口数量也在增加,人口的城乡结构确实在发生变动(吴建华,1996),那么,维持原有水平的人均房屋居住面积就会缩小,居住拥挤,必然促动农村及城镇大规模建房,使住房增加,村庄稠密度加大,会改变农村及城镇人口聚落分布结构与自然景观,又造成耕地减少,土地使用面积绝对萎缩。在自然农业经济为主的时代,这一形势是十分严峻的。
阳湖县(今常州市武进市)著名人口学家洪亮吉忧虑的高祖、曾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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