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间上看，此类机构虽各代均有，但乾隆以后，特别是嘉道年间，明显增多。而且据文 献记载，不少善堂在后来的改建或扩建中增设了施送医药的功能，如元和同仁堂、常熟广仁堂、上海同仁辅元堂、江阴杨舍堡同善堂等。在地域上，大多分布于苏州、杭州等大城市及 周边地区。另外，在这些机构中，专门的药局惟丹徒的尊仁堂药局①，其余机构的疫病救疗功能基本都寓于同善、普济、同仁等综合性善堂之中，经费来源多为捐款及田产之租金等② 。
首先，道光特别是同治以后，疫病救疗机构的发展趋势更见明显：第一，道光以后，综合 性善堂急速增多③。综合性善堂的增多也意味着疫病救疗机构的增多，据以上资料，苏州府城所在的长元吴三县，道光三十年前共有此类机构6个(另外两个分别在常熟和新阳)，而此 后则增加了一倍，达12个④。第二，一些原本没有疫病救疗功能的综合性机构也纷纷增加了这项功能。如咸丰九年始建的上海济善堂，同治二年(1863年)，“又添义学、施药、水 龙、水担及接办惠育之事”⑤。光绪时，奉化“邑内育婴、舍材，颇有善举，而独至施药一项偏 有缺如之憾”，于是，“生员徐惠赞、贡生萧湘等集友百十余人，岁捐每人钱三百六十文， 建以为施药之地”，“制备时症丸散、损伤膏丹各药施之”⑥。正因如此，光绪《罗店镇志》的编纂者指出：“吾里善堂初本为无力贫民代葬掩埋道毙而设也，迩年来如栖流、保婴、 恤茕、敬节，暨施药施医等善事愈推愈广。”⑦第三，除了时疫送药的综合性善堂日趋增多外，同治以后，还出现相当数量专门救疗疾疫的医药局。比如南浔施药局、丹徒卫生医院、 宝山真如施医局等⑧。这类医局到同治以后，在一些大城市中已为数甚多。
这些医药局出现的时间与前面谈到的官方医药局基本一致，实际上，这些医药局不少是由 官民共同创办的。由于不像官方的日常疫病救疗几乎一度中断，所以从这里更容易看到这种救疗的历史传承。这些医药局的功能主要是夏秋施医施药，与不少善堂(指综合性善堂，下 同)的功能是一致的⑨，而且它们本身与善堂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有的附设于善堂之中，如宝山真如的施医局；有的最初就是由善堂筹建，如南浔的医药局；有的还由善堂承办，如川 沙医药局，“(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至元善堂成立，经董陆应梅等，禀定章程，此事( 指医药局——引者)遂归善堂承办。”⑩另外，还有的直接就是旧善堂的继承和延续，如丹 徒 的施诊送药局，“旧系赵氏专力捐办，即旧志所载尊仁堂也。兵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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