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九年，经过扩充，“延聘医士分内外科、针灸、小儿等科疗 治”，已具有一些近代医院的色彩。可以肯定，在医药局中开展救疗活动，或留养病人，并不是什么新事物，像宋代的安济坊就有类似的功能⑨，又如成立于乾隆五十一年的丹徒留养 所，也对留养病人，“内外医科，按期诊视”⑩。不过，道光以前，不仅由于常设的疾疫救疗设施较少，功能也以施医送药为主，这种现象还比较少见。而且更重要的是施济目的发生 了变化，以前施济的基本目的是救济“贫病”，施济的对象只是穷苦无依的病人，至于有钱甚至普通的病人则不在施济之列。但当时专门的医药局施济重心已开始逐渐从贫向病转移， 至少病不再处于附庸地位。从川沙医药局的数字来看，每年的门诊数达近7000人次，与当时西人开设的一些医院接近，已很难再说治病是无足轻重的。由于治疗疫病功能的扩展与施 济观念的转变相伴出现，使之具有了不同以往的更加普遍的诊疗意义。如果再考虑到晚清医药局经费来源方面的变化，可以说，嘉道以来传统救疗机构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由纯粹的慈 善 机构向着经常、普遍地以诊治疫病为主要目的的方向发展。
当然，这并不是说近代以来主流医疗机构——现代医院乃是由传统的善堂或医药局发展而 来的。事实上，现代医院主要还是适合西医的诊疗方式而发展起来，故不大可能是传统医药局 的逻辑发展结果。不过以上陈述已经暗示，现代中国的医疗方式的形成至少与传统医疗资 源关系密切，或者说，西方医药文明与中国传统医药资源共同促成了现代医院的出现和发展。首先，前面谈到，日常性疫病救疗机构的扩展趋势开始于乾隆中后期，特别是嘉道时期， 有些变化虽然出现在同治以后，但就变化的内容看，主要还是传统社会自身所孕育的。其次，早期的西式医院基本都由来华西方传教士建立，它们与传统的医药局在经营方式上差别并 不大。传教士最初设立医院主要是希望用治病这一手段开拓他们的传教事业，因此早期的西式医院也都是免费施药的慈善机构，经费也主要源自教会的拨款和地方人士的捐助。如上海 的 同仁医院于同治六年(1867年)“为中西人集资公建”①；苏州的博习医院，光绪九年(1883 年)初“柏乐文等得教会拨款及苏州地方人士捐助”而建成②。其区别似乎还主要体现在诊 疗手段和组织形式上，在传统的医药局几乎没有什么治疗器械及手术室之类的机构，但西医不同，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建的福音医院，“设立临产室、割症室、男、女病房和‘疯 癫’病房等”③。宣统元年落成的上海医院，建房舍，“糜三万六千余金，其购置器具及割症用品，添建疯病房等复糜万余金”④。这种区别可能主要是由中西医诊疗方式的不同造成 的，而非体制或理念上的差异。由此可以说，两者的发展具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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