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绅士阶层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且不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近代以前的名言，看看近代仁人志士（其中有很多人属于绅士阶层）为获得救国救民的真理而东奔西走、上下求索就够了。鸦片战争时期，由于中国遭受到从未有过的侵略和蹂躏，从传统绅士阶层中分化出一批以关怀“时务”和“夷务”为己任的经世致用派。他们不再醉心于八股制艺、考据词章，而是悉心稽察历代的治乱得失，深究天下之利病。陶澍、林则徐、贺长龄等勇于做事的地方督抚监司，大抵都精通业务，关心国计民生、注重水利、漕运、盐务等大政。而一些退而不仕的士大夫如龚自珍、魏源、包世臣、姚莹等，都是熟于朝章国故，以经世自任的。他们要研究经世致用的学问，便不能呆在乡村和固守在书斋里，而要到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社会矛盾比较复杂的城市作一番探究考察，于是在绅士中兴起了一股游历、交友的风尚，张际亮、姚莹、张维屏、朱琦等或者“一生足迹半天下，道途遍历知民隐”，或者“览城廓而眺山川，慷慨悲歌，俯仰一世”，或者“足迹遍天下，游处率当世豪杰”。（注：关于鸦片战争时期绅士交游的情况和分析见龚书铎：《清嘉道年间的士习和经世派》、《姚莹交游述略》、《中国近代文化探索》。）
到60、70年代，以早期改良思想家为代表的部分绅士更是以救民救业为己任，郑观应说：“人生难得，岁月易迁，瞬息百年，电光石火，与其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贻临去无穷之悔，何如努力从公，一心向善，积现前莫大之功。”[23](p4)在这种“积现前莫大之功”的强烈使命感的驱使下，早期改良思想家们要求绅士效法西方国家的*家、思想家及王公贵族注重游历、善于探寻的精神和办法，倡导为了研究中国和世界而游历国内各大都市和西方各国。郑观应说：
降至今日，泰西各国尤重游历，尊如世子王孙，贵如世爵将相，莫不以游历各国为要图。虽道路崎岖，风波险恶，经年累岁，皆所不辞。经过之处，观其朝章得失，询其俗尚美恶，察其物产多寡，究其贸易盛衰，访其制作精粗，探其武备强弱。而于地利一事尤所究心，山川之险夷，出入之难易，路径之远近，江河海口之浅深，无不绘成地图载入日记，刊诸日报，纸贵一时。无事则彼此传闻，以资谈助，一旦有事，则举国之人胸有成竹，不难驾轻就熟，乘胜长驱。道里山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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