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21](p39-40)

    农民和城市化近代化的绅士的隔阂和矛盾是社会造成的，农民们从自己的实际生活和生产出发，厌恶、抵拒那些“洋”绅士，情有可原。绅士们从自己所处的近代化城市化的角度出发，看不惯农民们的保守和落后，不愿回到无用武之地的乡村，而愿继续留在城市里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民国学者吴景超所说的：

    都市所以能吸引大人物的缘故，便是因为都市中百业发达，大人物有用武之地。一个只有几千人的乡村，养不起一个闻名全国的医生。即便这位医生，是生在乡下的，他壮年的事业，一定在都市的大医院里。乡村养不起好医生，也养不起大教授。学者是不肯在小学中与孩童周旋的，他希望到都市的大学中去，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不但医生如此，教员如此，别种职业的人，也是如此，所以都市便成为人才的集中区域。以前的皇帝，要搜罗人才时，眼光要注在隐士身上。现在时势变易，人材不集于山林，而集于都市。假如一个人材，离开都市，不与外界往来，不久便会变成时代的落伍者，不成其为人材了。（着重号为引者所加）[22](p41)。

    绅士滞留于都市的状况不利于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的联系，不利于农村的社会发展，但是应当承认，这对集中中国有限人才资源以发挥更大的效用，以及对城市社会的整合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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