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的城市化的原因除了与一般下层人民城市化有着同样的原因外，还有两个原因值得分析，一是绅士追求新的人生价值，一是绅士对于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

    如前所述，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作为封建制度产物的绅士阶层也逐渐走向没落，龚书铎先生的研究表明，在鸦片战争之前，清王朝已经是“将萎之华，惨于槁木”，士大夫集团“道德废，功业薄，气节丧，文章衰，礼义廉耻何物乎，不得而知”[19](p65)。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封建主义文化败下阵来，中国的传统绅士阶层败下阵来。士大夫们不得不反思自己的前途和人生价值。他们为了更新知识，寻找出路，便跨出闭塞落后的农村，来到开放先进的城市。以清末上海书画人士而言，其中大部分都来自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和其他省分的农村和中小城镇。在近代以前，书画诗人分布各地，“大江南北，书画士无量数。其居乡而高隐者，不可知”，近代以来，书画诗人逐渐群集上海，“其橐笔而游，闻风而趋者，必于上海”，“四方宾彦，挟艺来游，更多者不可胜纪”。道光己亥年，绅士蒋宝龄从虞山到上海消暑，邀集各地绅士于小蓬莱，每日作画赋诗，这是上海书画会之嚆矢。其后吴冠云等在上海成立“萍花社书画会”，“江浙名流，一时并集”。到同、光之际，豫园之“得月楼”、“飞丹阁”，成为各地寓沪绅士游憩的处所。著名的绅士有：冯桂芬，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在上海被聘请主持敬业书院，后在广方言馆总司厥事。龚橙，仁和人，龚自珍之子，“海内大才，藏书极富”。俞樾，德清人，道光三十年进士，康有为的老师，主讲诂经精舍，“学问文章为东南一柱”。胡公寿，华亭人，工画山水、兰竹、花卉，“江浙名士无不倾服，谓三百年来无此作也”。翁同ｈé＠③，常熟人，咸丰元年进士（状元），“学问经济为海内宗仰”，官至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太子少保，是光绪皇帝的老师。袁昶，桐庐人，光绪二年进士，历官太常寺卿，庚子事变时，与许景澄、徐用仪同时被难。严信厚，慈溪人，早年为李鸿章幕僚，后来创兴商务，一度为上海商务总会总理。吴大溅{图}，吴县人，同治七年进士，历官广东、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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