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宁府的行政区划包括7县1府治，7县属于农村，1府治属于城区（即今天的南京市区）。两相对照，城区的进士数仅占总数的8.6%，城区的举人仅占总数8.9%。第二，即使那些真正出自城区的绅士，与出自农村的绅士在本质上也没有什么不同。在传统社会里，虽然城市较农村文化发达，但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这个问题上，与农村没有什么两样。城区的绅士也许比农村的绅士在见识上要多一些，但是在出而为仕、退而为绅的人生归宿上与农村绅士是一样的。根据前面的计算，城市绅士仅占城乡总数的10%左右，即使有学者根据其它有关资料计算出城市绅士的比例要高一些。（注：见费孝通：《乡土重建》，民国丛书，第3编，14，第70页。“最近潘光旦先生和我一同分析了九百十五个清朝贡生、举人和进士的出身。从他们地域分布上说，52.50%出自城市，41.16%出自乡村，另有6.34%出自介于城乡之间的市镇。”），也不能改变绅士阶层与乡土的亲密关系。

    绅士这种出自农村又回归农村的状况给传统绅士阶层赋予了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分散性。费孝通说：“中国人才缺乏集中性的事实，也就是原来在乡间的，并不因为被科举选择出来之后就脱离本土。”[6](p70)绅士阶层在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中处于剥削压迫农民群众（小农）的地位，但是其分散、孤立、彼此隔绝的状况与农民群众大同小异。“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也“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7](p693)他们利益、地位、经历是具有同一性，但是这种同一性并不能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7](p693)所以，章开沅先生在剖析中国近代社会的阶级、集团的状况时得出这样的结论：“绅士作为一种社会群体，尽管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但却从来未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8](p187)绅士本来是社会精英，拥有知识和财富，处在统治集团和人民之间（注：见周谷城：《中国社会之结构》，民国丛书，第1编，77，第233页。“这个不平等的社会，显然是由三部分人构成的：一曰高高在上，以*为谋生之手段的统治阶级；二曰居最下层，以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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