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地缘性和血缘性。绅士阶层与乡土有着不解之缘。除了应试和为官需要离开乡土外，其他时间都是被固着在乡土上的。很多绅士以隐居为荣，以宁静为乐，东汉末年的诸葛亮在被刘备三顾茅庐之前，其志向就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在宋朝，隐居不只是一般的喜好，而是成了一种职业，有“隐于市、隐于野、隐于朝”的说法。[9](p507)到封建社会末期的清代，绅士与乡土联系的密切程度有增无减，其活动的范围十分狭小，有的仅限于“环堵之室，半亩之宫”，有的“筑万涛园，朝夕觞咏其中，足迹不履城市”[5](p1)，有的“筑园于河干修篁古木亭台楼舫，远绝尘俗，颜曰半亩”，所著诗文集称为“半亩园集”[5](p4)，有的“以诗酒自娱，比邻罕见其面”[5](p7)，他们与外界不能说没有联系，但联系仅仅限于同宗、同族、同乡、亲戚和邻里关系，（这方面农村中其他社会阶层阶级也是如此）这样，所谓地缘性便与血缘性相伴随。别人和自己的往来，别人在自己生活中的重要程度不是基于职业上的需要，而是基于其与自己血缘关系上的亲疏远近。“这种不忘本的观念，却因而奠定了同父者为亲、同祖者为堂、同远祖者为族、同姓者为宗的血缘观念。同时又由于大家都在同一地区聚族而居，于是又形成了同乡者为我群，异乡者为他群的地缘观念或乡土观念。既然有了血缘和地缘观念，于是爱族、爱乡士之心盛，一旦遭受其他群欺凌时，大伙儿就会起来协力对外。”[10](p104)

    在这里，传统的绅士阶层反对改革、抵制西学、趋向保守就有了答案。狭窄的活动范围、深厚的血缘关系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他们*态度、文化心理归根结底还是由他们所处的社会客观环境和条件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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