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指出的是，绅士从农村到城市不完全是或不都是出于对新的人生价值的自觉追求。部分绅士是因为社会动荡和战乱而到城市寻找避难所的。19世纪50、60年代，太平天国革命风暴席卷长江中下游，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等省的地主绅士为了躲避农民革命的打击，纷纷携财产和资金进入上海。这个过程不仅促进了上海的繁荣，而且也造成了绅士的城市化。

    在科举制度废除后，绅士城市化的进程明显地加快了，绅士与城市的联系更加密切，与农村的联系则更加松散。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育改革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教育机构集中于城市，绅士要接受再教育，青年要学习新知识，只有前往城市。而城市这时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和西方文明的传入与农村的差别越来越大，如果说从前由于都是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基础之上，城市和乡村只有程度的差别，那么这时由于实行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城市和乡村则具有性质上的不同。绅士和青年学生在多年的受教育的过程中，受到城市文明的熏陶，又由于城市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文化享受比较优越，富于诱惑，他们在完成学业之后，不愿离开城市而返回到农村那种简陋单调的生活环境。更为重要的是，从前绅士的教学内容——诗书、五经、八股、试帖，全国都是一个模式，并没有什么城乡的区别。但在教育制度改革后，绅士和青年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的大部分都是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知识和技术，这些知识和技术在仍然停留在传统生产方式和耕作方式的乡村是派不上用场的。这种教育上的取向符合社会发展趋势，但在乡村和农民那里极不受欢迎。1927年，毛泽东回忆他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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