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的疫情及前前后后的众多相关问题作了具体考察，认为：真霍乱的传入与反复流行，虽与西疫东渐不无关系，但同时也与江南本身的地域特点，以及乾嘉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海上和内河交通的昌盛、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日趋加重等因素密不可分。李文立足方志资料，对嘉道之际全国的霍乱流行情况做了勾勒，并简要分析了霍乱流行的自然、社会背景。认为，传统国家和社会内部缺乏一种创新机制，在霍乱流行面前已经展露无遗，从这个意义上说，1817－1821年的传染病已经为20年以后中国命运的悲剧性转折埋下了伏笔。
（三）麻风病及其他。蒋竹山探讨了明清华南地区有关麻风病的民间疗法，认为明清时期虽然医家对麻风病的认知和治疗方式较前代已有明显的发展，但整体来说，这些医疗观念仍不够普遍，民间最常见的办法是“以毒攻毒”的乌稍蛇酒治疗法，而盛行于两广的“过癞”习俗则影响到了正统医家对麻风病治疗法的改进（《明清华南地区有关麻风病的民间疗法》，《大陆杂志》第90卷第4期，1995年）。此外，梅莉、晏昌贵、龚胜生的《明清时期中国瘴病分布与变迁》一文指出，云南与广西为明清瘴病流行的严重区，贵州和广东为流行区，湖广、四川等地为局部及零星分布地，并就瘴病的变迁与经济开发的关系作了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余新忠通过对医籍所载和历史上发生的实际情况的比照分析，对烂喉痧传入中国的年代作出了新探索，认为雍正十一年苏南发生的大疫，有较大可能是伤寒流行，即使有烂喉痧，也绝不存在烂喉痧首度流行的事实。实际上，康熙晚期，烂喉痧已被当作过去较少见的疫病在苏南出现（《烂喉痧传入中国年代初探》，《中华医史杂志》2001年第2期）。
另外，一些与疾病密切相关的医疗社会史方面的成果也值得注意，比如梁其姿对宋以来国家医疗政策和地方医疗资源的研究（"OrganizedMedicine in Ming-Qing China: State and Private MedicalInstitutions in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Late Imperal China,Vol.8.1,1987：《宋元明地方医疗资源初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Christopher Cullen、Wilt Idema等人依据明清小说对疾病与治疗等关系的探讨（Christopher Cullen: "Patients and Healersin Late Imperi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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