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花。笔者所见，有两篇论文：梁其姿的《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陶希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国史释论——陶希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食货出版社，1987年）和杜家骥《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李中清、郭松义编《清代清代皇族的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梁文在范行准己有研究的基础上，立足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对明代中后期至清代的人痘接种、清政府的防痘政策、牛痘的传入中国等问题作了论述，认为，“18世纪下半期，民间对种痘法的普遍肯定，来自种痘术本身的改良与发展，以及清廷采用种痘法所带来的宣传效果，同时也为稍后从西方传入的牛痘接种法铺好了路”，“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对新事物，有相当程度的开放性，至少不低于同期的西方”，“社会方面的因素，即所谓中国社会的保守性、官僚结构的阻碍性等站不住脚的说法，并不能解释科技在中国发展的缓慢”。杜文在论述清代天花流行和防治的基础上，以北京的皇族为例，分三个时期：清初到康熙十九年、康熙二十年至嘉庆二十五年、道光元年至清亡，具体探讨了天花的危害与预防效果，认为，“自人痘接种术推广以后，天花的危害对象，已缩小到主要是婴儿的范围内了，一部分婴儿也因为接种人痘得以保全”。而牛痘的效果明显好于人痘，道光以降，北京牛痘术的推广普及，大大地降低了婴儿的死亡率。

    对霍乱的研究，除罗尔纲前揭论文外，主要有程恺礼（Kerrie L.MacPherson，《霍乱在中国（1820－1930）：传染病国际化的一面》），刘翠溶、尹懋可（《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余新忠（《嘉道之际江南大疫的前前后后——基于近世社会变迁的考察》，《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和李玉尚（《霍乱在中国的流行（1817－1821）》，《历史地理》第十七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人的研究。罗文根据有限的方志和文集资料，提出真性霍乱传入中国，始于嘉庆二十五年，并可能在道光元年由江苏传到北京。程文详尽梳理了19世纪中期以来，中外人士关于真性霍乱究竟是由印度传入还是中国早己有之的地方病的几种观点，文章最后并没有就此作出断言，可能跟作者审慎态度有关。但作者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说法，病菌是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和变型的。同时，文章还检视了道光元年的霍乱流行情况以及此后到1930年的六度大流行。余文对嘉道之际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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