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还因为卫生和婴孩照看状况的改善。虽然一般认为明末发生在中国北方并延及江南的大瘟疫为鼠疫，不过邓海伦在前揭疾病社会史研究的论文中，对此持相当审慎态度，所以她在标题中未明言鼠疫而名之曰时疫。她在文中对明末发生在山西、北直隶、山东、南直隶和浙江的瘟疫（epidemic）的地区分布、发生的季节、流传情况、种类以及对人口造成的影响进行了钩沉，并初步探讨了通行的和政府对瘟疫的反应和治疗，最后主要依据吴有性的《瘟疫论》就中医关于瘟疫致病原因和吴有性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作了探讨。在进行较为详尽的考察的基础上，指出这次严重的瘟疫很可能是鼠疫，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他疾疫的可能，比如炭疽热等，而且，众多地方志中所载的“疫”或“大疫”应该不只是一种疫病。谢高潮（《浅论同治初年苏浙皖的疫灾》，《历史教学问题》1996年第2 期）主要利用当代编就的灾荒史和太平天国史资料探讨了太平天国战乱期间，同治初年发生在苏浙皖的大疫灾，对疫病发生情况作了初步梳理，认为这次瘟疫主要包括霍乱（真性）、斑疹伤寒和疟疾。梅莉、晏昌贵初步考察了明代的传染病，认为明代南方疫病明显多于北方，其中“以瘟疫为最多，痢疾、伤寒、疟疾较为严重，鼠疫也有大面积的流行”，并分析了影响疫病地理分布的原因（《关于明代传染病的初步考察》，《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余新忠相继发表了《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和社会对瘟疫的反应》（《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2期）、《清人对瘟疫的认识初探——以江南地区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中华书局，2001年）、《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等论文。
（二）鼠疫、天花和霍乱。在这三种疫病中，以对鼠疫的探讨最多，而其中又都集中在明末的华北，19世纪后半叶的云南以及两广、闽、港以及清末的东北等有限时空范围内。这一领域，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Carol Benedict关于中国19世纪鼠疫的新著（Bubonic Plague inNine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该著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此前，她曾发表过相关论文（"Bubonic Plague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ModernChina, Vol. 14.2; 1988; "Policing The Sick: Plague and The origins of Med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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