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许多人还探讨了中国人富于“奴隶性”和缺乏“国民性”的根源。如章士钊在《箴奴隶》一文中就写道：“奴隶非生而为奴隶者也，而吾族人乃生而为奴隶者也。盖感受三千年奴隶之历史，薰染数千载奴隶之风俗，祗领无数辈奴隶之教育，揣摩若干种奴隶之学派，子复生子，孙复生孙，缪种流传，演成根性。有此根性，而凡一举一动，遂无不露其奴颜隶面之丑态，且以此丑态为美观，为荣誉，加意修饰之，富贵福泽，一生享着不尽。于是奴隶遂为一最普通、最高尚之科学，人人趋之，人人难几之。趋向既日盛一日，而根性乃日牢一日。至于近顷，奴隶成为万古不磨之铁案，无从推翻，遂乃组织一庞大无外之奴隶国。”整篇文章就是围绕“历史”、“风俗”、“教育”和“学派”四个方面展开的。但通观其内容，所论不外封建专制制度的钳制、封建礼教和学术的教育和风俗薰染三个方面。其他人对此一问题的论述，也大致不出此范围。

    关于封建专制制度的钳制方面，在章士钊之前就有许多人对此作过考察。如严复就曾指出：“盖自秦以降，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夫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以奴虏自待。”（注：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1册第31页。）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也有过类似看法。（注：如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答问》中就曾写道：“自秦以后君权日尊，而臣之自视，以为我实君之奴隶。”（见《梁启超选集》第65页））《清议报》时期，梁启超对此又作过专门论述：“民之自居奴隶乌乎起乎？则自后世暴君民贼，私天下为一己之产业，因奴隶其民。民畏其威，不敢不自屈于奴隶。积之既久，而遂忘其本来也。”（注：梁启超：《爱国论》，《清议报》第7册，1899年3月2日出版。）后在《新民说》中他又一次指出：“中国群治不进，由人民不顾公益使然也；人民不顾公益，由自居于奴隶盗贼使然也；其自居于奴隶盗贼，由霸者私天下为一姓之产而奴隶盗贼吾民使然也。”对因封建专制制度而导致举国无国民的问题，麦孟华、《说国民》作者和邹容也都有比较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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