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不仅大多为奴隶，且自愿作奴隶。对此，麦孟华作了生动、淋漓的揭露。他还将中国人分为“沦为奴隶者”、“甘为奴隶者”、“求为奴隶者”三个类型分别作了剖析。受其影响，梁启超和邹容都持相似看法。梁氏在《新民说》中就强调：“人之奴隶我不足畏也，而莫痛于自奴隶于人”。邹容在《革命军》中则指出：“印度之奴隶于英也，英人非欲奴隶之，印人自乐为奴隶也。安南之奴隶于法也，非法奴隶之，安人自乐为奴隶也。我中国人之奴隶于满洲欧美人也，非满洲欧美欲奴隶之，中国人自乐为奴隶耳。”这种看法不免有武断之嫌。

    清末中国社会没有或基本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国民”。这是当时人们的一个基本判断。但中国是不是自古就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国民”呢？对此存在不同看法。麦孟华认为，中国开国至早，文化最先。三代以前，以民为国，询谋及于庶人，刍荛纵其论议。国民既盛，国家亦昌。秦王朝建立后，实行愚民政策，于是“国民”一步步沦为“奴隶”。“呜呼，国民者国家之主也。一变而是客，再变而为佣，三变而为奴隶。”（注：伤心人：《论中国国民创生于今日》，《清议报》第67册。）换一句话说，中国古代并非从来就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国民，国民变为奴隶，是秦代以后的事，而且经过三个阶段。

    《说国民》一文的作者对此持不同看法，认为麦孟华的话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文章指出：“所谓国民者，有参政权之谓也。所谓权也者，在君主之国须经君主与议员所承认，在民主之国须经国民全体代表所许可，定为宪法，布之通国，彼暴虐之君主，专擅之政府，多数之党派，皆不得而破坏之、专横之、攘窃之也。要之，国民之权利，须经宪法法律所定者，然后谓之权，不然则否。我国虽三代之隆，未之闻也。唯见之经传者，有谋及庶人、询及刍荛等语，人遂谓三代之前有国民。岂知此所谓谋及庶人、询及刍荛者，不过贤君之令德，而要非国民之公权。盖君也贤则有权，君也不肖则无权焉，焉有国民之公权而操纵悉听之君者。夫乃知中国自开国以来，未尝有国民也。”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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