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国民”与”奴隶”之估价及其根源之探讨

    既然“国民”有权利有义务，而“奴隶”有义务无权利，那么清末中国有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国民”呢？这关系到对当时中国国情的估价问题。对此，不同人做出了不同的回答。

    梁启超认为，天下不能独立的人可分为两类：望人之助者与仰人之庇者。前者为“凡民”，后者为“真奴隶”。中国虽有四万万人，但都是“仰庇于他人之人”，所以，“名虽四万万，实则无一人”（注：粱启超：《国民十大元气论·独立论》，《清议报》第33册。）。麦孟华也认为：“天下人数之多，则未有如我中国者也，天下国民之少，则又未有如我中国者也。……然则中国之号称四万万人者，要不过衣中国之衣，食中国之食，家中国之家，籍中国之籍，偶寄生此四百余州之地，而备此四万万中一人之数已耳。其思想有中国之关系，其行事负中国之责任，翘然而可谓国民者，盖千万人而恐无一二也。”（注：伤心人：《论中国国民创生于今日》，《清议报》第67册。）也就是说，中国当时绝大多数人都是奴隶，只有极少数人是国民。

    《说国民》一文的作者也曾不无感慨地写道：“呜呼，吾尝观中国之民，未尝不喟然而太息也！不论上下，不论贵贱，其不为奴隶者盖鲜。试观所谓士、所谓农、所谓工、所谓商、所谓官吏，有如吾所谓国民者乎？”文章还揭露了中国社会士、农、工、商和官吏的奴隶性格。作者的结论是：就中国社会而言，当时不论贵贱，皆为奴隶，与国民无关。（注：《说国民》，《国民报汇编》。）邹容于《革命军》中说得更干脆：“吾敢谓群四万万人而居者，即具有完全之奴颜妾面，国民乎何有？尊之以国民，其污秽此优美之名词也孰甚？若然，则以奴隶畀之，吾敢拍手叫绝曰：奴隶者，为中国人不雷同不普通独一无二之徽号。”章士钊与其他人的看法不同，他将当时中国的四万万人根据性别、年龄分成若干类，经过分析，认为当时四万万国人中，“不为奴隶之倾向者”只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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