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封信中又写道：“弟子之言自由者，非对于压力而言之，对于奴隶性而言之。……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钳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注：梁启超：《致康有为书》，《梁启超选集》，上诲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6页。）1902年他在《新民说》一文中再次写道：“自由者，奴隶之对待也。”（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40页。）。当然，清末并非只有梁启超一人将“奴隶”与“独立”、“自由”对立起来。1900年先忧子在《国民公义》一文就写道：“凡人之因人而不能独立者，其人即有奴隶性质者也。”（注：先忧子：《国民公义》，《清议报》第48册，1900年6月17日出版。）1903年辕孙在《露西亚之虚无党》一文中也说：“自由者人类之权利也，失此权利则为奴隶。”（注：辕孙：《露西亚之虚无党》，《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565页。）对“奴隶”一词，梁启超似没有专门为其下过一个定义，但其对国人“奴隶性”的揭露却非常深刻，尽管有时不免有抄袭现象。早在《国民十大元气论》一文中，梁启超就将那些“仰庇于他人”的“真奴隶”比作畜犬游妓，说：“今夫畜犬，见其主人，摆颈摇尾，前趋后蹑者，为求食也。今夫游妓，遇其所欢，涂脂抹粉，目挑心招者，为缠头也。……试观今日所谓士大夫者，其于求富贵利达之事，与彼畜犬游妓之所异者能几何也。”作为四民之首的士大夫尚且如此，其他人更是可想而知。1901年5月他在《中国近十年史论——积弱溯源论》一文中也对国人的奴隶性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注：梁启超：《中国近十年史论——积弱溯源论》，《清议报》第80册，1901年5月出版）后来他在《新民说》中还将奴隶分为两种：“身奴”和“心奴”。并强调“心奴”比“身奴”更可耻，因此，除“心奴”比“破身奴”更重要。
由上可知，清末人们所说的“奴隶”一词的涵义，要比“国民”一词丰富得多。当然，无论是与“国民”相对立的“奴隶”，还是与“独立”、“自由”相对立的“奴隶”，解释尽管不同，但基本上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权利和义务问题，尤其是独立、自由等权利问题。这和中国古典意义上的“奴隶”已经有了很大不同。
“国民”与“奴隶”并不是反义词，为什么当时人们要将这两个词汇对立起来？从上面对“国民”与“奴隶”的解释中，可以看出，“国民”既享有权利，也承担义务，而“奴隶”则只承担义务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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