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后，秦力山在看到麦孟华的《说奴隶》一文后，也写了一篇《说奴隶》，将“奴隶”与“国民”放在一起进行讨论。（注：公奴隶立山：《说奴隶》，《清议报》第80册，1901年5月28日出版。）1901年6月，《说国民》一文也对“奴隶”一词作了界定：“何为奴隶？曰：天使吾为民而卒不成其为民者也。”《国民报》上的另一篇文章则把“奴隶”分为“内奴”、“外奴”和“内外兼至之奴”（注：《亡国篇》，《国民报汇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本。）三种。1903年，邹容在《革命军》中也将“国民”与“奴隶”对立起来，强调“国民强，奴隶亡，国民独立，奴隶服从”。但何为“奴隶”？他再次使用了麦孟华对“奴隶”一词的定义”。（注：邹容：《革命军》，《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671-674页。）。同年，章士钊在《箴奴隶》一文中写道：“奴隶者，国民之对点也。民族之实验，只有两途，不为国民，即为奴隶，断不容于两者之间，产出若国民非国民，若奴隶非奴隶，一种东倾西倒不可思议之怪物。”（注：《箴奴隶》，《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集。）他没有对“奴隶”一词下定义，但却将“奴隶”分为“钝根奴隶”、“利根奴隶”、“形式之奴隶”和”理想之奴隶”数种。

    清末梁启超在讨论“奴隶”问题时，与其他人颇不一样。他不是针对“国民”，而是有时针对“独立”，有时针对“自由”而谈“奴隶”的。如1899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就写道：“独立者何？不藉他力之扶助，而屹然自立于世界者也。人而不能独立，时曰奴隶，于民法上不认为公民。”（注：梁启超：《国民十大元气论·独立论》，《清议报》第33册，1899年12月23日出版。）次年他在给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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