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者，与国家本为一物，异名同实，要不能离而为二者也。”（注：伤心人：《论中国国民创生于今日》，《清议报》第67册，1900年12月22日出版。）1901年1月他在《说奴隶》一文中又写道：“国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之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所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欠缺之人。”（注：伤心人：《说奴隶》，《清议报》第69册，1901年1月11日出版。）这一次的概括比前一次要精练得多。后来这段话被邹容几乎原封不动地“抄”入《革命军》中。（注：参见唐文权《关于〈革命军〉的借资移植问题》，1984年打印稿。）同年6月10日出版的《国民报》第2期上的一篇文章也写道：“何谓国民？曰：天使吾为民而吾能尽其为民者也。”作者还在与奴隶的对比中阐明了国民的性质，即“有权利”、“有责任”、“喜自由”、“言平等”、“尚独立”。1905年汪精卫在《民族的国民》一文中也对“国民”一词作了解释：“国民云者，法学上之用语也。 自事实论以言，则国民者构成国家之分子也。……自法律论言，则国民者有国法上之人格者也。自其个人的方面观之，则独立自由，无所服从；自其对于国家的方面观之，则以一部对于全部，而有权利义务，此国民之真谛也。”（注：精卫（汪兆铭）：《民族的国民》，《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册上卷，第83页。）
由上可知，在诸多对“国民”的界定中，虽然各不相同，但大都涉及到参政权、爱国心、独立、自由、责任、义务等内容，概括起来即“国民”是国家的一分子，既享独立、自由等权利，也承担有义务。这种“国民”与中国古典意义上的“国民”已经完全不同。或许可以说，至此“国民”一词才完成了从传统意义向近代意义的转化。
清末提及“奴隶”一词的人很多，其中首先将“奴隶”与“国民”对立起来进行讨论的可能是麦孟华。1901年1月他在《说奴隶》一文中首次将“国民”与“奴隶”对立起来，指出：“有国民之国，有奴隶之国。国民之国，其气盛，其志坚，其力强，故虽弹丸之土地，寡数之人口，翘然自立于大国之间而莫敢犯”，“若夫奴隶之国，其气柔，其志脆，其力弱，虽广土众民，一遇他人而辄靡，靡矣遂不能自拔，乃反庇他人之余威，藉他人之保护，驯乃受其轭缚，被其压制。”他还对“奴隶”一词进行了界定，指出：“奴隶者，与国民相对待，而不耻于人类之贱称也。”（注：《清议报》第69册，1901年1月11日出版。）就表面看来，麦孟华对“奴隶”一词的界定似不完善，但如果联系到他对“国民”一词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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