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系列文章中对这一“新名词”频繁使用、阐释，其他人也曾同样对这一词汇频繁使用、阐释。如当时不仅与梁氏同道的麦孟华频频使用“国民”一词，并对其内涵作了界定，与梁氏异途的革命党人还创办了《国民报》和《国民日日报》。前者相继刊登了《原国》、《说国民》等文，而《国民日日报》在发刊词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国民’二字之义与范围，东方民族之所不能解也。”作者表示出版该报就是要“解说国民二字，以饷我同胞”。作者还断言，此报出世之期，亦即“国民重生之日”（注：《国民日日报发刊词》，《国民日日报汇编》第1集，中华民国史料丛编本。）。到1903年，上海各界还成立了“国民公会”。尽管这一组织存在的时间不长，但由此可以看出“国民”一词在当时流传之广，影响之深。换一句话说，正是由于保皇派、革命党人及其他人士的共同努力、鼓荡，“国民”一词才流行起来，成为知识界最常用的词汇之一，“国民”问题也才成为“天下第一等议论”（注：《清议报》第30册，1899年10月15日出版。）的热点问题。
一时，人们都在使用“国民”这一词汇，讨论与“国民”相关的问题。然则何谓“国民”？对此，不同人有不同的解释。1899年10月，梁启超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一文中讨论国民与国家的区别时写道：“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清议报》第30册，1899年10月15日出版。）在这里，他虽未能提出“权利”与“义务”两个概念，但已经认识到国民有治国事、定国法的权利，有谋国利、捍国患的义务。后来他在《新民说》中讨论“国民”与“部民”的区别时，再次对“国民”一词作了界定：“有国家思想，能自布*者，谓之国民。”（注：《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16页。）也就是说，只有那些具有国家思想，同时享有参政权的人，才是国民。
除梁启超外，当时许多人也给“国民”一词下过定义。1900年12月麦孟华在《论中国国民创生于今日》一文中写道：“搏搏大地之中，界其国土，厘其风俗，异其语言，萃民人共同之团体，划然而自建为国。其国体虽有共和立君之异，其等族虽有贵族平民之殊，其执业虽有士农工商之别，其族民聚合，虽有人种宗教之不同，而凡衣食生殖于其国土之中者，即无不有国民之公权，即无不有国家之义务，总而名之曰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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