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3,1987），通过诸暨县行政、水利事业的变迁，展示了这样的历史过程：明嘉靖年间，行政微弱介入生产实际，“超州县精英”（豪右）超越州县范围行使权威→万历年间，行政强化了对生产实际的干预，“无组织的州县精英”（乡坤＝官僚经验者）利用私人关系（同族）参予行政→清代前中期，官署吸收地主层意见成为不可或缺，“集团化的州县精英”（邑绅）通过合议，参予制定政策以及行政活动。山田贤则就四川地域精英形成过程和地方行政关系探讨。他在《“绅粮”考》（《东洋史研究》50—2,1991）指出：“绅粮”是决定地方行政时被招请到州县政府“集议”的人员，可以一起参予执行地方行政公务“公局”的运营。公局出现的原因是：作为清代中期以降地方行政最大的问题，是固定化的行政、财政系统与现实日益增长的行政服务需要之间存在的悬殊差距。上田信和山田贤的上述研究同开发、移居史是联在一起的。从地域社会论角度论述福建省漳州府设立新县运动的有青山一郎，他在《明代新县设置和地域社会》（《史学杂志》10—2,1992）中指出：以生员曹氏为中心的新设宁洋县推进派，虽然以当地秩序安定为大义名分，但实际上意在扩大自己的势力。由于他们的运动是在不考虑其它居民利害的动机的利己下进行的，所以遭到了得不到其实惠的永宁里居民的抵制。曹氏兄弟的行为与通常地域领导者的行为大不相同。
（四）宗族问题
除了前引从开发、移民等角度探讨地域社会涉及宗族问题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以特定地区宗族为对象的专门研究，受到地域社会论的影响。
珠江三角州的宗族引起注意，是在八十年代初。片山刚从图甲制对宗族地域社会结构的探讨值得注意。他在《清末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图甲及其诸问题——税粮·户籍·同族》（《史学杂志》91—4,1982）、《清代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图甲制——税粮·户籍·同族》（《东洋学报》63—3.4,1982）二篇论文中指出：图甲制的户（总户、子户）是指非一个同族支派全体的课税单位，它不是作为生活单位的个别家族，而处于现实的土地所有者总户下丁的位置，由相当于里户长的总户，将税粮纳官，官不直接掌握土地所有者。不具有总户的同族，作为总户的下户而依附于总户，由同族组织保证土地所有权。片山刚的另一篇论文《清末广东珠江三角洲图甲制的诸矛盾及其改革（南海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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