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地域社会同国家联系起来，就森正夫的“地域社会”进行论证的有檀上宽，他在《〈郑氏规范〉的世界——明朝权力和富民层》（小野和子编《明清时代的*和社会》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3）认为：从元末到明中期的社会，在乡村维持型富民意识作为支配的秩序意识方面，基本是等质的。该秩序意识，以富民（地方）与民众上下关系为前提，为了两者的共存，被强制在双方的意识下。在富民中，具有这种意识的是乡村维持型富民。从乡村外部规定、维持该秩序意识的，是明朝的权力。该秩序意识的社会经济条件，可以从富民、地主层的乡居现象寻求。明初时代的特质，表现为王朝权力仍旧代办当时的秩序意识方面。
岸本美绪的研究别开生面。她在《（历年记）所见清初地方社会生活》（《史学杂志》95—6,1986）一文中，通过江南士人姚廷＠②ｌíｎ选择职业的多样性和不安定性，看到当时社会秩序崩坏的现象，和与此相异具有自强自立经济的社会集团形成和强化。清朝试图使后一集团解体，恢复中央集权的公的秩序。她的另一篇重要论文《明末清初的地方社会和“舆论”》（《历史学研究》573,1987）指出，16世纪以降的松江府，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发生了社会变化，产生了往返于城乡之间、流动分散的人群，使这一地区形成以乡绅为核垂直结合的社会集团，以及士人或下层民众间水平的盟约关系的集团。在清朝确立对全国统治的过程中，保留了“开放、流动性的明末社会结构，而采取个人崇拜或个人攻击方式的舆论结构，则通过支持皇帝及清官的民众舆论潮流，支持了清朝的一元化统治，并实现了地方社会的安定”。岸本还在《崇祯十七年的江南社会和北京情报》（《和田论集》）中认为：作为人们服从国家的理由，在“国家具有的暴力设施和正统意识形态”以外，还有以此要素为媒介的人们服从国家权力的相互共同的推测。
如果说岸本的研究着眼于地域社会动向和清朝国家统治确立过程关系的话，那么另一些学者则注重国家的基层组织与地域社会的关系。上田信《明清时期淅东州县行政和地方精英》（《东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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