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研究集中在江南、广东珠江三角洲、四川及华北地区，在福建地区，九十代年初的两篇论文值得注意。森正夫《〈寇变记〉的世界》（《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史学37,1991）追寻李世熊对明末清初福建宁化县“冠”、“贼”的把握，讨论了士人对地域社会组织整合的关心，并对否定国家的地方统治秩序及其社会秩序的作为个人或集团活动的寇、贼活动作了探讨。三木聪《沙县》（《史朋》24,1991），把清代福建抗租产生的背景，从作为明末邓茂七反乱根据地的沙县地方秩序的变迁来认识，而且指出沙县是福建最大的市场流通圈。这个市场圈由域内商人和域外农民构成。将市场圈同抗租联系起来，颇有新意。

    此外，山田贤对成为清代嘉庆白莲教反乱舞台的四川云阳县，以地域社会的变动探讨，菊池秀明对太平天国发生地域社会背景的研究，都很有价值，我们将在下一部分中叙述。

    （二）开发、移民与地域社会

    滨岛敦俊对江南三角洲地区进行了研究，他在《关于明代中期的〈江南商人〉》（《史朋》20,1986）指出：明代中期，江南三角洲低湿地带的开发完成（分圩的过程），于是投资土地、农业经营不一定带来利益的经营地主层，便利用农闲期从事商业活动，作为商品生产的手工业开始发展。他又在《明代水利技术和江南社会的改观》（《生活的技术、生产的技术》，《体系世界史的问题2》岩波书店，1990），概述了江南三角洲低地开发的开展和完成后的地域对应。

    利用新方法、新概念进行移民史研究的，有上田信，他探讨的地区是浙江省。在《地域的履历——浙江省奉化忠义乡》（《社会经济史学》49—2,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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