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和今天的问题对应，把意识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性。他提出：所谓秩序或秩序原理，与进行生命的生产或再生产的场所，即人们生存的基本场所深深关联着，它对于整合构成这个场所人们的意识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换言之，虽然孕育着阶级矛盾和差异，但面对着从广义上来说共同的再生产的现实课题时，各个人都处置于共同的社会秩序下。这样由共同领导者统治下被整合的地域场所叫做地域社会。这是和行政区划、市场圈等实体概念、基点不同的方法概念。作为这种概念的地域社会，研究史上提出过四种类型：家族、同族基轴论，地主领导型地域社会论，士大夫领导型地域社会论，国家基轴论。
如何认识森正夫的地域社会论呢？上田信认为，森氏未能提出把作为方法概念的地域社会和实际结合的理论桥梁。构筑这个桥梁，应把地域社会区分开来：一是由领导者作为重要构成要素的秩序结构的再生产维持下的地域社会；二是对地域居民来说，由外在要素成立的地域框架（行政区划等）。明＠①前者的变动是有必要的（见《史学杂志》92编第5号上田信撰1982年明清史研究综述）。上田信又在《观念·社会·自然》（《中国——社会和文化》4,1989）中，论述了地域社会研究的方法论。
岸本美绪的地域社会观也值得注意，她在1991年史学会编《亚洲问题》（山川出版社）中提出国家框架的相对化，把一个国家特定地方意义的“地域”和包含几个国家综合性意义的“地域”统一的问题。认为在这个方面探索的研究者，就清代而言，滨下武志提出的以“国民经济”、“世界经济”为媒介的“域圈经济”和山田贤通过四川移民社会提出的社会集团再编制形成地方社会秩序的研究引人注目。应当剖析这些作为具有共同倾向的地域社会，由人们有意识的行动形成的社会结合，从新的角度把握中国社会。
森正夫之后，众多学者采用不尽相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探讨地域社会，形成以地域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倾向。为什么在八十年代森正夫及日本学者将学术研究的目光投向地域社会呢？这里就地域社会论出现的背景及其原因略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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