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据道光《大同县志》卷9《赋役·户口》，知道光年间大同城市人口达到3.5万人，相信乾隆年间城市人口还要少一些，可能在3万人左右。这一人口规模，也符合山东模式中府治城市人口标准形态。关于县城人口，以闻喜、稷山、乡宁、虞乡、平陆和清水河厅六县厅（注：乾隆三十年（1765年）《闻喜县志》卷3，《户口》；同治《稷山县志》卷2，《田赋·户口》；民国《乡宁县志》卷4，《户口谱》；民国《虞乡县志》卷3，《丁赋略》；民国《平陆县志》卷4，《户口》；光绪《清水河厅志》卷14，《户口》。）为例，乾隆后期平均每县县城人口为5400人，与山东模式没有大的偏离。在河南仅得光山县城人口数。民国《光山县志约稿》卷1《地理志·户口》记载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城内东、西、南、北四街及城外南关烟户937户，男妇大小丁口4039，也落在山东模式的数据区间内。据山东城市人口等级模式对乾隆时期的三省城市人口（包括市镇人口）进行推测的结果见表2。
乾隆四十一年直隶、山西、河南三省的人口总数分别为1779.9万、1226.2万和2315.0万。三省城市人口比率分别为12.5%、10.3%和4.6%。直隶城市化率远远高于北方各省，是因其境内有北京、天津两大全国性中心城市。境内城市人口的半数属于这两大都会。其次由于商业的缘故，在沿运城市及口外府县治城市里，聚集起较多的人口。山西省的城市人口较多，得益于其小城镇的众多，但其城市人口总数并不超过河南太多。由于山西人口总数较少，故城市人口比例较高。河南城市人口少于山东，但其全省人口总数亦少于山东，故城市化水平大体相当。从这个意义上说，清代中期山东城市人口等级模式也就是华北地区城市人口等级模式。
表2 乾隆四十一年直隶、山西、河南三省城市人口估测 万人
附图{图}
（三）陕甘地区城市人口等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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