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末年上海曾轰动一时的“杨月楼案”，恐怕是最能说明这种新情况及新旧观念冲突的典型事例。杨月楼是一扮武生的名伶，一位粤商的女儿爱慕其才貌，经母亲同意与之订亲。但当杨月楼迎娶之时，粤商乡党却以平民嫁贱民，有辱乡风，而群起阻拦，并将杨月楼扭送官衙，污其为“诱拐”。县令遂以“诱拐”论处，将杨月楼和该女等分别刑责治罪。此事立刻引起舆论大哗，满城议论，论者显分二途：一是粤籍商人坚执前见，以平民之女不可嫁与贱民，否则有辱家门乡风的传统观念为立论，支持重判。而其他大多数人则对杨月楼和该女表示同情。《申报》登载一篇文章认为，此事系该女母亲作主，由女家主动提亲，月楼明媒正娶，一切按照正常程序，月楼和该女并无错处，更不应指为“诱拐”，如果说有门户不当、不宜嫁娶之处，也应由其父母自行处理，旁人和官府不应代为处理。(《申报》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日。)这实际上是对传统的等级门第观念的抗议。引人注意的是，这种观点得到许多人的赞同，以致群起而与粤人论辩。可见人们对这类事情的看法，已不再偏执于旧有的等级观念，即便是对属于“贱民”的优伶，也主张抱以较为平等、公正的态度。

　　这时期还出现了人们在服饰用具上逾制僭越的时尚，上海洋场就出现了有人随便穿用原本只有官员才能穿用的红风兜、青缎褂、蓝呢轿、朱轮车等现象。有人就此讽咏道：“红风兜，耀日头，舆台皂隶等公候。”“朱轮车，装饰华，京师乘者惟王爷。何物狂奴妄豪奢，笞杖罪应加。”“蓝呢轿子疾如飞，似官非官坐其中。”(《申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同治十一年八月十九日。)这说明原来森严的等级界线，在人们眼中已不再那么神圣不可逾越了，有人甚至公然无视这些界线，任意而为。这些现象都反映了传统等级身份观念的淡化。

　　2．随着旧观念的崩坏而来的，就是新的社会价值观的建立。这时期的一个突出现象是金钱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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