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带来的一个新风气，就是以金钱的多寡作为交友的标准，逢人不问出身，不念故旧，全以衣冠取人。时人记道：“新交因狐裘而定，不问出身。旧友以鹑结而■，视同陌路。遂令舆台隶卒辉煌而上友，官绅寒士贫儒蓝缕而自惭形秽。”由此形*们价值观、廉耻观的变化，即“身家不清不为耻，品行不端不为耻，目不识丁不为耻，口不谈文不为耻”。(《申报》同治十二年三月十一日，《申江陋习》。)

　　与此相伴的就是追求奢华、刻意炫耀之风大盛。不仅巨商大贾争相斗富，挥霍炫耀，就是一般平民中，也兴起奢华之风。有人记上海民风的前后变化时说道：“本邑旧时风俗颛朴，……通商以后，华洋杂处，俗尚繁华，民情轻薄。家无担石（疑为米之误），鲜履华衣。”(李维清：《上海乡土志·民情》，1907年版。)同治末年时，有人撰文列举当时上海市民中这种追求奢华的陋习：“不分贵贱，出必乘舆，有家中无米为炊，而犹高坐蓝呢之轿者。且有轿役之身份超乎轿中之人者。”“一入酒家，争尝者燕窝鱼翅。……徒慕贵重之虚名而不求饮食之真味。……不以口食，专以耳食目食。”(《申报》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一日，《申江陋习》。)人们无论有钱无钱，为了摆谱摆阔，衣服争穿华贵的，出门不坐独轮车而必要乘轿，甚至狎妓争狎高等的，看戏必要坐上座。由此可见当时上海市民中慕虚荣、尚奢华的风气之盛。这种风气也渐渐浸染到内地乡间。如据浙江《嘉善县志》记载，本地“乾嘉时风尚敦朴，咸同而后渐染苏沪风气，城镇尤甚，男女服饰厌故喜新。东南乡多小市，农工习于游惰”。(江峰清等：《嘉善县志·风俗》，光绪十八年刊。)即使是北方城乡，各地也多有“同光以后，俗尚奢华”的记载，可见这种风气已相当普遍。这些都是由崇尚金钱的新价值观带来的人们社会行为的变化。

　　由以上这些开放通商以后新出现的民间社会风习，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近代文明，首先是通过洋货而为中国老百姓所认识和接受的，正是在洋货风行、商业兴盛的冲击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开始改变，随之社会行为和价值观念也开始改变。重商观念、平等观念，以及将金钱凌驾于等级特权、亲缘和地缘关系之上的近代性观念，最早都是在这些民众的生活变化中萌生形成的。而作为社会理性代表的知识分子，对这一变化的概括和反映却显得迟滞得多。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素有唯圣、唯古、唯上、唯雅的传统，治学运思拘泥于圣贤之道、书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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