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起步虽晚但变化的速度快

就社会整体而言，近代以来北京地区社会生活乃至文化的变化，特别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发生的变化比沿海通商口岸略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西方商品经济、思想文化传播、渗透时间略晚的原因，也有北方民风偏于保守、风气不开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北京处在清政府的直接监控之下，思想文化控制远比其它地区严重这一客观事实。相反，沿海通商口岸或南方地区“天高皇帝远”（当然，相当多边远省份的风气并没有因为“天高皇帝远”而发生多大的变化），清政府的政令不能得到及时下达或者贯彻，使得那些地区较之北京*略为“宽松”。

但是，北京风尚在西方文化影响下一旦发生的变化，其速度便相当之快。比如，出现于1898年、20世纪初年各地纷纷兴办的阅报公会，开始多数集中在南方地区，像北京这样的*文化中心迟迟未能出现，其中最直接原因是清政府对北京乃至北方地区的思想控制、行政干预要严格得多，但是，随着清政府预备立宪等一系列改革活动的开展，这种控制相对松动了。于是，1905年第一个公共阅报性质的报社在京设立，它是由书局、报社发起组织带有公益性质的阅报机构。此后，很快形成创建热潮。[40]当时不少人把报纸张之于大街通衢，致“来往观看者甚夥”，以致“京师风气大开，讲报阅报各社皆以林立，每日听阅者击毂摩肩”。[41]由此，公众参与时政、了解世事有了更多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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