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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燕京略论晚清北京社会风尚的变化及其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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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54: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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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衙门奏设天文算学馆，反对者盈声鼎沸。张盛藻慷慨陈词，认为重气节、讲礼仪才是救国之本，“何必令其习为技巧，专明制造轮船、枪炮之理乎？”这一说法赢得“都中一时传诵，以为至论”，街谈巷议无不以设天文算学馆为非，以至于前去报考者寥寥。甚至在天文算学馆成立之后，还发生了“湖南京官会议，有入馆从洋人肄业者，不准入会院，其各部司员皆不得分印结。山西人亦从而和之”的事件。[35]19世纪70年代末，郭嵩焘作为首任驻外大使准备赴任，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在京湖南籍同乡耻与之为伍，时人辑成对子讥讽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这些守旧的事迹言论固然与京城士大夫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相关，也与北京物质生活环境此时未发生多少变化紧密相连。70年代中期，一位驻京的外国人给朋友写信说：“内城满人住居之所萧条可怜，所有官署祠庙，皆衰倒败倾欹之状。民房市市，亦多如此，而且污秽堆积，更觉不堪。满汉居民，老幼男女，皆形容憔悴，衣履破烂，气象衰颓，直成荒凉世界”。[36]怎么能想象这样的生活现状能产生新的思想观念，新的社会风尚？更有甚者，1895年成立强学会之时，为了让与会者长见识、开眼界，维新派准备购置图书仪器邀人参观，梁启超回忆说，当时“为一世界地图……曾在京师费一二月之久，遍求而不得，后辗转托人，始从上海购来”。[37]诺大北京居然找不到一张“世界地图”，可见，此时京城书肆远没有南方城市那么多的时务书。1899年，顽固派把持了中央政权，除了在*上倒行逆施，在社会风尚方面也极力阻止新风气的流行，有报道说：“右翼澜公每日巡行街道，遇有高领者必褫之；窄袖者必剪之；吸卷烟者必夺之……”，[38]这恐怕不是偶然现象。由于旧生活陋习的影响，20世纪初的报纸、官方告示以及城市管理法规还不得不一再规定市民要讲求卫生，不许随地便溺，这些情况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相对于东南沿海和上海等通商口岸，北京社会文化进步的步伐慢、程度低。
晚清时期北京风尚的变迁在起步阶段显得相当缓慢。这与人们所持的那种社会风尚随着辛亥革命的发生而一变从新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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