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末开始，他日记所记之书多数变成了《危言》、《西事类编》、《时务报》、《日本外史》、《万国公报》、《心灵学》、《万国近政考略》、《几何原本》、《交涉公法论》、《天演论》等，都是那个时代关注时事的知识分子爱读的新书。受西学影响，晚清中央各衙署大小司员今日谈铁路，明日论学堂，宪政、公法、权限等新名词腾于众人之口，以至于“风气至今，可谓大转移。立宪也、议院也，公然不讳，昌言无忌”，“几等口头禅”。[18]
风尚与社会心理常互为因果。当人们为着某种目的接受一种新的风气时，总会引起部分人心理的变化，而此种心理反过来又会影响更多的人响应这种风气，恰如梁启超所说其始势甚微，“几莫之觉”，继而涨、涨、涨，形成潮流，“人鲜敢婴之”。在社会生活中，这种潮流就是社会风尚。一部分风尚因与思想文化的发展趋向相挈合，上下呼应，一时间声势浩大，各阶层纷起响应，晚清“好战者言兵，好货者言商，好新器、新理者言农工，好名法者言新律……”，[19]遂成浩荡潮流，带动社会全体同趋一致。晚清*改革、体制变革以及新思想、新风尚彼此激荡，形成社会趋新的潮流，极大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其社会变迁的速度、深度、广度是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在晚清这股社会大潮中，北京作为*文化中心更是首当其冲。
社会风尚的变迁之于思想家如此，之于民众则是另一番景象。
普通民众的趋新常以物质生活方式的变化为特征。其影响常常来自西方衣食器物，变化发生在潜移默化之间。日常用语里带“洋”字的物品越来越多，诸如“洋布”、“洋火”、“洋铁壶”、“洋烟卷儿”、“洋取灯儿”，莫不带洋，以洋为尚。
衣食住行是社会风尚的物质载体，它的变化一定程度反映着风尚的转移。庚子前后，京城“外贸风行，土布渐归淘汰，布商之兼营洋布者十有八九”。[20]不仅服装质地洋化，而且服装的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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