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款式也趋洋趋新。光绪年间，京城出现了专门剪裁西式服装的“洋裁缝”。同光之间，受上海服饰之风熏染流行紧身合体的风格，民谚称之为“狭袖蜂腰学楚宫”，而这种风格的源头恰是西式服装。街头巷尾茶食铺中的纸烟、“荷兰水”（机制汽水）、罐头糖果也让人在细微之处感受到生活的种种变化。留意风俗的人发现，“近年北京人于西学西艺虽不知讲求，而染洋习者正复不少”。[21]“昔日抽烟用木杆白铜锅，抽关东大叶，今则换用纸烟”，喝酒也从原来“首推柳泉居的黄酒，今则非三星、白兰地、啤酒不用矣”。近在京畿的天津由于商业贸易饮食相对繁华，常常吸引京师的达官贵人，“群趋于津埠，呼庐喝雉，任意挥霍”，“每当夕阳西下，车马盈门，笙歌达旦”。[22]
在中国文化中，餐饮除休闲娱乐的基本功能外还常常是应酬、社交甚至交易谈判的一种方式。庚子之后，西式餐饮在北京出现并逐渐流行开来。这一时期的报纸（如《大公报》），经常刊登西餐馆开张的广告，用环境幽雅、侍侯周到、各种西餐大菜和零点小吃可口方便招徕顾客。风气所染，“满清贵族群学时髦，相率奔走于六国饭店”。[23]以至“文化未进步，而奢侈则日起有功”，“向日请客，大都同丰堂、会贤堂，皆中式菜馆，今则必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24]
对民众日常生活影响大的还包括出行方式。庚子前后，外来人力车和西式马车逐渐取代原有的独轮小车和牛马之车，成为主要交通工具。报纸称：“人力车勃兴，无业者俱购一二辆出赁”，盈街塞路，大有垄断交通之势。[25]清末，汽车也开始进入北京，由于价格昂贵，能够消费者只有王公贵族。晚清时期，京师建筑虽不象上海和其它通商口岸发生明显变化（除使馆区集中了一批洋楼和几座哥特式教堂外），但达官贵人竞相攀比布置西式家居。前举那王府便以进口沙发、钢琴和西式家具布置了一间完全洋派的会客厅。
衣食住行的崇洋趋新虽然只是风尚变化的外在形式，然而对大众心理和社会心态却产生不小的影响。据报道，晚清时期“商人以售外货为荣，买客以购外货为乐”，“见为外货则趋之若骛，见为土货则弃之若遗”。[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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